李广，西汉名将（秦朝名将李信的后代），骁勇善战，尤其善射，唐代诗人卢纶曾有诗说，他射出的箭，箭头竟然能深深射入石棱（石头突出的部分）中，这无疑是对他箭法的高度赞扬。

李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反击匈奴战争的前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先后担任过上谷、陇西、北地、上郡等八郡太守。每到一处，他都能有效抗击来犯之敌，保边疆百姓安宁。

汉武帝大举征讨匈奴期间，李广本可大展宏图，然而时运不济。他一共五次领兵出征，两次因未遇到敌人而寸功未立，两次因敌众我寡而先后失利，最后一次竟因迷路而未能参加主力决战，以至于羞愧地含恨自杀。

即便如此，李广一生抗击匈奴，身先士卒，爱兵如子，可谓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李广始终未能封侯。

要知道，汉武帝征伐匈奴期间，曾大行爵赏，先后封侯者数以百计，就连李广的部下，也有很多人封侯。那么，李广缘何难封？

在关键性的对匈作战中，李广又因何屡次失利，最后落得个自杀的悲惨结局？何去非的答案见解独特，迥异众人，启人深思。

《何博士备论·李广论》一开篇谈道：“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这里所谓先王之政，就是指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治国之类的圣人之政。此种古典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天下为公不为私，因而追求正义为天下第一要事。

那么如何才能追求正义呢？何去非认为正义的确立，要以国家的法治和军队的纪律为根基。而且这一根本原则绝对不能违背，正所谓“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该篇还特别强调了人性与法制、纪律的关系，这就是说，法制和纪律都不是人本性所喜欢的，但是我们又必须严格要求人们去遵守它，否则就难以“齐万民”和“严三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领悟为什么治军和战争中，特别强调军法和军纪的重要性。

孙子曾谈“金鼓、旌旗是通过士兵的眼睛和耳朵来统一他们的行动的。已经做到了行动一致，那么，勇敢的士兵就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士兵也不能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许多人作战的方法”。

孙子此言，是强调通过严明的纪律来保证军队的执行力，以更好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这里的“用众之法”很重要。

什么是“用众之法”？就是组织和调动大部队行动的方法，也就是要能通过部队编制的设置和金鼓旌旗的变化，做到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指挥一个人一样，正所谓“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军事学原理。

军队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作战是一种大规模的行动，一场战争动辄成千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参战，士兵之间如何协调配合是大问题。

更何况人性本身就是“贪生怕死”。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做保证，一开打士兵就四散逃亡，根本形不成整体的作战力量，更谈不上作战计划的执行和预期目标的达成。故而，军队中向来注重军纪的至上权威，强调令出必行，军令如山。对这一点，《三略·上略》中讲得非常到位。

从更深层次讲，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竞争中，真正的决胜大多是在组织的层面来实现的。换言之，战争取胜靠的都是组织的整体力量和整体能力，而不是个别将领和个别士兵的力量和能力。

因此，组织或团体为了达成自己的既定目标，就必须通过严明的纪律和法规，约束和规范每个人的行动，从而使自身的资源和力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大败前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军队的组织和纪律。

东晋的北府兵有什么特点？士卒骁勇，阵容严整，虽然兵力较前秦少了好几倍，却能使敌人望之如“草木皆兵”：“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

相反，前秦的军队人心涣散，士兵未训，以至于主动退却之中突然“阵脚自乱”，致使大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

明明是前秦主动退却，为什么会因对方降将朱序的一句谎言而“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大军突然之间彻底失控，继而自相践踏，这种场景想象一下都令人不寒而栗！）说到底，这是一个战场上“军令能否素行”的问题，也是一个部队军纪在战场上能否经得起考验的问题。

对此，孙子早在春秋时就有自己的深刻认识，他一方面严格要求军队的行动要“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优秀将帅“以法治军”的历史佳话。比如，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中，以诸葛亮的聪明和智慧，难道不懂得阵前杀大将的危害吗？更何况马谡也并非真正的无能之辈。

然而，为什么还要含泪斩之？这是无奈之中的“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军纪大如天”的根本原则是要长期执行的，也是要约束和规范成千上万将帅和士兵的。

总之，上述事实，实际都是在用铁血和冷血来强化军队中法治和军纪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何博士备论·李广论》接下来的内容中，作者开始谈李广的问题。第一，他首先承认李广很有才：“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第二，承认李广在抗击匈奴方面做过很多事情。第三，强调李广抗击匈奴时间长、功劳也大：“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

然而，一番赞赏之后，作者转而提出自己的疑惑：在汉武帝反击匈奴期间，朝廷曾大肆论功行赏，许多人因此加官进爵，而李广作为一名杰出将领，为什么会未立大功呢？最终为什么要自杀以谢罪呢？

何去非的结论是，李广治军不用纪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那么，李广治军不用纪律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呢？是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七《汉武帝元光元年》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言李广部队行军没有严格的编组和行列阵势，且随便靠近水草丰美的地方扎营，士兵行动都很自由，也不敲击刁斗来警卫营盘，大帐里的文书都很简单随意。当然，李广也远远地派出斥候以刺探情报。

司马光在本篇中又谈到另一位将领程不识，言其治军非常严格——行军布阵严整，士兵巡逻执勤严格，下层的军官研究军务一丝不苟，直至天明。如此，就未曾遭受袭击。

程不识还将自己的治军风格与李广做了比较：“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就是说，李广治军如此简单而随意，平时还好，一旦遇到敌人突然偷袭，就难以抵挡了。而我的治军呢，条令多、约束多，士兵大多不乐意，但敌人难以袭击我，“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老程讲得很客观，也很辩证。一个是靠人情，一个是靠制度，二人代表了中国古代将帅治军的两种思路。

司马光对两人的治军风格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谈道，治理众人如果不用法，都没有好结果。

李广治军简单而自由，凭他的特殊才能还可以，但是后来的继任者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

这就涉及了严格治军理论的根本问题，也讲出了李广治军的致命缺陷。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一般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有李广这样的带兵之人，大家当然都乐于跟随李广而不愿跟随程不识，且很容易造成士兵仇视长官、不服上级的习惯，这样的治军有很大的危害性。

最后，司马光得出的结论是：“效李广，鲜不覆亡哉！”在这里，司马光最终给李广的治军用兵定了性，也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李广难封”的深刻根源。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文章从更辩证、更广泛的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这里所谓“以死吾之恩”，是指将帅让士兵为了报答自己的恩德而奋不顾身；所谓“以死吾之令”，是指将帅让士兵为了遵守自己的严令而拼命作战。

前者很容易成为骄兵，后者很容易成为怨兵。而高明的将领是两者并用，既可以让士兵为了报答自己的恩德而死，又可以让士兵为了严守自己的律令而死。

对于“死吾之恩”，古人早就有深刻的经验总结，但凡历史上著名的将领，都懂得用感情和仁德来换取士兵的爱戴和拥护。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不是父子、兄弟关系，那就用恩德使将帅和士兵之间变成像父子、兄弟那样的感情。

将帅心里都明白，自己的胜利和功劳都是建立在士兵不畏牺牲、勇猛作战的基础上的，然而战场是残酷无情的，是随时都要死人的，那么士兵凭什么要出生入死？缘何要为你死心塌地卖命？是为了钱和财物吗？

人死后任何东西都一文不值，所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战斗力，最有效、最持久的就是恩德和感情。

《三略》对这种以情带兵的思想概括得非常好：“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对于“死吾之令”，古人也有深刻的认识。《卫公兵法·将务本谋》有说通过“杀吾卒”而立军威，它虽然血腥而残酷，但也确实能起到激发士兵战斗力的作用。

士兵都是凡人，战场上恐惧逃生乃人之本性。然而，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对抗和博弈，绝不允许士兵消极避战，正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听任士兵随意逃跑，作为将帅而言，是无法指挥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

所以，《孙子兵法》中就有“深入则专”和“死地则战”的说法，即将部队引入无路可走的绝境之地，士兵就会激发出无限的战斗力，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死吾之恩”与“死吾之令”有机结合起来，实际就是孙子的“令文齐武”原则，即所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这里的“文”指的是爱抚、感化、奖赏等手段，“武”指的是法制、纪律、惩罚等手段。“令文齐武”的思想实际是高度凝聚了古人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可以说是深刻揭示了人类行为在接受管理和控制时的最基本规律。

其中，“文”针对的是人性趋利的一面，“武”针对的是人性避害的一面；“文”是基于道义的力量，迎合着人的精神追求，而“武”是基于法制的威严，约束着人的冲动与妄为。

归根结底，“令文齐武”乃是孙子治军思想中最根本的原则，即使在现代管理学领域中，它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

在现代管理学中，谈到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有很多，不可胜数。其实，这些众多的原则可以用两个字或两个方面就可以概括，一个是“文”，一个是“武”。

然而，有一个问题还必须弄明白，那就是“文”和“武”孰先孰后？或者说“文”和“武”哪个是第一位，哪个是第二位呢？在这一点上，古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孙子主张的是“文”在先，“武”在后。孙子认为，如果士兵对将帅还没有亲近依附，就随意进行惩罚，只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激化矛盾，激起兵变。《唐李问对》也突出了“仁爱”的优先性。它明确强调“爱”要先于“威”且重于“威”。

就《何博士备论·李广论》而言，则是更强调了法制和纪律的优先性，也就是更强调了“武”的一面。

何去非对“李广难封”根本原因的阐释，也正是建立在上述“严法治军”思想的基础之上。“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这就是说，纪律松弛是李广难以立功受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