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格 整理/胡金华

时任空军高炮六师政治部主任、空军炮一师副政委、政委。

1949年9月，在35军撤编前父亲被调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担任一团五中队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大学是由原三野干校等单位组建的后转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现南京理工大学中）。有幸成为第一期学员，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结束后，1950年8月被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机关政治处工作，1951年12月被评为二等功（和平环境至今都是迷？）。

1953年1月父亲被调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直属队任政委，并到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虽说这时最激烈的几次战役已经结束，中朝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坐在谈判桌上了。但敌机的轰炸仍是常态，前沿阵地也仍然发生许多的战斗。

1950年11月1日，解放军9兵团改称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陶勇任副司令员，覃健参谋长，谢有法政治部主任。辖 20、26、27 三个4师编制的军11月初入朝。1951年9月至1952年12月，9兵团司令部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东海岸防御联合司令部，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6月，26军回国。8月，宋时轮回国，王建安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第20军、27军回国，另将刚入朝的第23、24军调归9 兵团指挥。12月，志司直辖第16军归9兵团指挥 19853年4月，王必成任副司令员。5月，志愿军原预备队第47军归9兵团指挥。7月23军转隶19兵团。

第9兵团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次、第四次(仅26军)和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仅26军)、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1955年5月9日，国防部决定调第9兵团部回国，充实加强防空部队领导机关，第9兵团番号撤销。可以看出这支部队其中不乏当年鲁中的老部队，包括后期的王建安司令也是鲁中出来的。

（父亲在九兵团直属队政委）

由于父亲入朝期间，战争双方已经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当时的志愿军改变了初期大的战役的做法，进入了靠以小胜为大胜，多胜为大胜的阶段，加之父亲的工作是兵团机关的政治工作，所以这本近6万字的工作日记，显然没有淮海战役那样记载着惊心动魄的残酷战争场面，但却有彰显出父亲政治工作特点的细节故事。那些记载的细雨无声具体小事，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具体体现。由于要评定军衔，每一级的政治工作的很大内容要投入到对下层单位 所管干部逐一审查考核，工作量非常大;由于停战间歇期，许多干部战士思想非常复杂，需要有针对性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由于新的婚姻法颁布，干部战士婚姻大事问题常常反映到上级机关以求得到解决......。

因此，对于朝鲜战场上，父亲在回应母亲的戴立功勋章回去的要求时说道，“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我没有一天松懈，但直属队的工作却不是轻易能做出可以获得功勋的成绩，因此我不能幻想将来戴上勋章”。

父亲在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的战斗生活，不能不提起一位我们作为晚辈都未曾谋面的叔叔，他叫沈茂才，当时是父亲的警卫员，在1953年6月16日中午，美军飞机空袭了兵团驻地，向政治部投了三颗炸弹，其中一颗投中了组织部和秘书处的住区，致两人牺牲，四人负伤。沈叔叔不幸牺牲。这位在南京期间随同父亲的警卫员，在他随父亲一起入朝前，将自己不能带走的物品(包括他的立功章和纪念章放在了母亲那里保管，说明他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父亲在日记中写到:“沈茂才同志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很好的警卫员同志，这次牺牲了，真使我心中十分沉痛”。

因此，虽然父亲没有在最前线阵地，但志司和兵团驻地经常遭受美军联军敌机轰炸，父亲在日记里写道：“仅五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日驻地就受到四次轰炸。每次都有伤亡。其中也有一次非常危险的经历，炸弹落在了正在开会礼堂的一个角落几米之外”。日记中还写到:“这次被炸(注:6月12日下午)，可以说 是危险的，如果我们早散会一分钟，我们几十个人的性命就完蛋了，如果炸弹再靠近我们四公尺，我们也就结束了，但侥幸得很，我们不过增加了一次锻炼而已。”什么叫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这都看到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出直到1953年年中期，制空权仍在联合国军一方。

终于停战了，父亲在日记里写到： “前沿阵地上出现了易北河会师的镜头在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前线的炮火于二十七日晚十点消失了，双方在撤离非军事区之前，有些阵地上出现了易北河会师的镜头——开联欢会，互送纪念品，有的美国兵向我们要“最可爱的人”的茶缸，并喊:志愿军万岁! 我觉得易北河是盟军胜利会师，出现那样的镜头并不奇怪，但在今日的朝鲜战场上能出现这样的镜头，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喜!我想，这个镜头说明了和平已深入人心，成了不可抗拒的主流，并将战胜一切!”

　1954年11月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很快被安排到高级防空学校政治队学习进修，至1955年底。五十年代初期的高级防校是新成立的防空军为专门培养高炮部队领导干部的。195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防空部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1957年5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防空作战形成空、防合一的指挥体制。父亲和九兵团部分人员被安排到了华东防空军。在高级防校学习。（毕业前夕正逢我军第一次授衔。父亲被授予中校军衔）。

1955年底 高级防校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新组建的高炮六师任师政治部主任，从此开始走向师级部队做政治工作了，直到1968年春病休。空军高射炮兵第六师，前身是防空部队高射炮兵第 107 师，1955年9月 1 日组建于南京，以南京防空指挥所为基础(干部40人、战士65人)，由南京军区防空司令部和志愿军归国部队陆军暂编第三团团部部分人员，组成防空军高炮 107 师师部，师部驻地在南京市长江路东箭道。该师当时下辖南京高炮522团和南昌的高炮507团，代管雷达321团。1957年5月高炮52团改为高炮106师建制，高炮507团改为高炮101师建制，雷达321团改为 南京军区防空军司令部直属团，6月改为空军高炮107师，师部移防沈阳，担负沈阳、丰满等要地防空任务，师部驻地在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三段二里 一号。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沈阳后就住在这里，那里现在仍然是部队营房。

1958年高炮六师受命调往沈阳。于是我们全家六口跟随父亲从居住了九年的南在沈阳期间，由于部队比较分散，父亲经常出差到周边的部队。从那时起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父亲的消息除了开会，就是出差下连队。

父亲于 1960 年初被任命为高炮一师的副政委，随即我家也由 沈阳迁往师部所在地鞍山。父亲也晋升为上校。高炮一师的下属部队许多是从建国初期成立并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英雄部队，多年来与空军另一支光荣的部队航空兵一师共同驻守在鞍山，肩负着保卫祖国钢都的重任。这也曾是空军和鞍山的一段共同的佳话。

2013年6月多名从高炮一师离退休的干部或转 业干部战士共同努力，编辑了一本《防空利剑第一师》 的资料书。书中详细介绍了这支在国土防空和国际援 助中屡建战功的部队的征战史。也揭开了高炮一师神秘的面纱和不为人知的事迹，其中对父亲的情况有许多详细的介绍。

父亲任职高炮一师后不久，在1961年11月6日部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土防空任务——击落蒋军美制 p2v 侦察机一架（是由P-2反潜机改进的专用电子侦察机）。此前，我空军部队还将轻型图一2轰炸机改装成夜间战斗机，在1960年11月19日夜 为拦截一架P2v侦察机，我2架图一2先后截获目标情况下，相继不幸撞山，机上8名飞行员等全部牺牲。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的战斗成果。

当年空军高炮101师师长范振江是城子坦炮群总指挥，抓住机会下达了作战命令。当尚德赞机组尾随敌机尾，咬住不放，迫使它打开电子扞绕信号，我城子坦高炮群在接到命令30秒内完成开雷达、开灯、开炮准确击落敌机。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刘亚楼，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等高层首长都亲临被击落敌机残骸地点，慰问高炮一师一团的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受到中央军委、总参、空军的通令嘉奖。（为502团八连、九连记集体一等功，；为五连、七连记集体二等功，四连集体三等功；八连炮一班、炮四班、九连炮四班集体一等功。两个班二等功，18个单位三等功。202人分别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

（沈空领导和部分高炮一师领导在一师搂前合影）

1966年元旦高炮一师接受了援越抗美的任务。父亲是1月9号出发，先到了广西宁明。在广西宁明整训了九月，后于1966年10月以高炮一师为主体改编为31支队，共1.2万人分几批从友谊关出境，至1967年6月胜利班师回营。始于196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入越作战至今仍然是公开的秘密。部队在进入友谊关后都穿上越南人民军军队的服装了，部队驻扎在宋化地区的山里，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立即拉着炮换阵地，经常是连夜转移，加上越南潮湿闷热的天气和草众中的蚊子及毒蛇，战士们都非常辛苦，但父亲在那时作为31支队(入越作战时的临时番号)最高政治首长，却给部队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具参谋长傅恩涛和政治部主任章其元回忆（摘要）：我31支队统辖301大队（一团）、302大队（二营）、316大队（16团）、329大队（广空十师高炮29团）、319大队（北空七师19团）以及陆124、127、141师高炮独玄营、海高二团三营、南海舰队高炮独立营、雷达六团九、十一连、探照灯二团三营，又配属四个高射机枪连和后勤、工兵防化等三个排，野战医院和气象站等。按照重点部署原则，301大队加一个独立营部署谅山，316大队加独立营部署温县，31支队机关及前线指挥所、302大队加独立营部署宋化地区，329大队加二团一个高炮营部署外苏防区，319大队部署克夫防区。以支队长、政委为主的集体领导。孙铬文政委是一个沉稳、果断又善于掌握大局的领导，一直参与作战指挥，每当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时，他都要求指战员，严于职守，

　（这是是炮一师入越第一次作战留影）

从严从细、稳打狠打。他在支队党委会上指出入越作战就是政治、援越抗战就是突出政治，打不好仗就是政治问题。（时常看到孙政委捂着肝区）部队分散他每到一处，就对团营连干部说：训练作战是为了打胜仗多打下敌机，就是最大的政治，为五个伟大争光。（伟大的领袖、党、祖国、人民、军队）

时任301大队(即一师一团)五连副连长刘保清同志在他撰写的《援越抗美战争记忆录》中描写了这样一段情景:

“战斗结束了，(引者注: 指1967年4月30日的那场最激烈的战斗，此次战斗击落敌机三架、击伤四架，我炮火器无损，人员无伤亡)空中的浓烟，地面上的尘土，还在飞扬旋转的缓缓消散时，空军高炮一师政委孙铭文、参谋长傅恩涛，乘坐吉普车行进在颠簸的山间土路上，他们风尘仆仆的迎着还未散尽的硝烟来到五连。孙政委他们下了车急急忙忙向我们几个连干部走来。

他脸色沉重又不放心的问我们的第一句话是：“部队有没有伤亡?你们打得猛，打得好啊!”他说的一口浓重的乡音话。我回答说:‘经各班清查上报，我连没有伤亡。’政委听到连队没有伤亡，心里才松了一口气，脸上也有点轻松的笑容。他接着说:‘好，好啊! 没有伤亡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在师指挥所里，我们只见你们与多批多架 敌机打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你们五连阵地被硝烟尘土淹没了，这可是一场硬仗恶仗啊!我们师领导的心里七上八下，都牵挂着你们，以为你们连队 伤亡很大，把你们的阵地炸平了呢。’

孙政委是山东淄博人，知道我是他的山东小老乡。他对我说:‘小刘，你们打仗这个猛劲是没说的，同敌人打仗就得有股子猛劲，有敢于和敌人拼命的精神，你们有压倒敌人的胆量和气魄，有你们这样的部队我挺放心。’”(摘自: 防空利剑第一师书中说:“孙铭文政委在援越抗美期间，忍着病痛坚守战斗岗位，坚持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亲自总结战时政工经验，及时纠正个别领导干部的极左倾向，保护军事干部的战斗积极性，带领全支队胜利完成援越抗美战斗任务”。

（这是父亲政委和师长闫福增在指挥所留影）

1966年10月15日，父亲所在的“ 31”支队机关及五个高炮团等一万余人，南出友谊关，开赴越北方战场，在在凉山至河内铁路沿线组织对空防御，31支队主要目标是保卫宋化铁路和克夫火车站。31支队在越南英勇作战231天，击了美军飞机255个批次的轰炸，所属部队共击落美机59架，击伤4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17名，而我支队保卫的目标基本无损伤，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支队在这7个多月的防空战斗中，共有113名指战员受伤，53名官兵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十位烈土安葬在宋化A烈士陵园）。1967年6月，空军高炮一师荣地完成了援越抗战的任务，于6月3日回国。

1968年初，部队换防兰州时父亲便病倒了。经查是肝硬化晚期，不得不转入在鞍山家中养病休息。由于那时医疗条件的受限。鉴于几年的保守治疗不见成效，父亲同意接受做脾摘除手术。于1974年4月住院接受术前准备。由于贫血导致必须先输血治疗，难以置信的是出 现了输血感染后不能手术的结果。出院回家后不久至 8 月初病情恶化，于8月19日上午九时在沈阳空军463医院与世长辞。亨年57岁。

胡金华军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