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华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接到六纵司令员王必成的电话，王必成愤怒地表示将严惩打人者，甚至要枪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钟期光却在电话中反驳了这一决定，坚决要求冷静处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一向温和的钟期光怒斥王必成的决定？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09年钟期光出生于湖南平江的肥田白湖口，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比起许多贫困家庭要好得多。自小受到家人重视教育，钟期光便在家乡私塾勤奋读书，八年的苦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十二岁时他考入了当地著名的天岳书院。

钟期光在书院学业出色，且活跃于各种课外活动。他喜好书法，常常挥毫泼墨；也喜欢体育，常在同学中间展现球场上的风采。对于新兴的思潮，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思维的开放和对时局的敏感，让他迅速被卷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中。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钟期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虽然身处国民党内，他却与许多共产党员建立了深厚的联系。随着对党内腐化的逐渐了解，钟期光最终决定向共产党靠拢。1926年他回乡做起了小学教师，并开始投身农民运动。白天教书，夜晚开设夜校，钟期光通过教育唤醒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几个月后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反动军阀发动“马日事变”，钟期光被土豪劣绅诬告，成为政府追捕的对象。面对危机，钟期光选择了逃亡，开始了与敌人周旋的革命生涯。钟期光在流亡中深刻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最终加入了工农红军平江第一大队。

随着秋收起义的爆发，钟期光被派回家乡开展游击战。他迅速成为平江地区的重要革命力量，担任了多个关键职务。通过精心组织，他不仅发动了几次成功的暴动，还协同周边同志展开了有效的革命工作，为平江起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4年初，25岁的钟期光被任命为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红军独立团政治委员，驻守在艰难险阻的湘鄂赣边区。在这里，他不仅继续游击战斗，还在药姑山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壮大红军力量。短短几个月，他的领导下，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成为湘鄂赣省委眼中的“小井冈山”。

钟期光的游击队成功袭击了羊楼司火车站，缴获大批物资，还确保了物资流向湘鄂赣省委。这一举动被戏称为“省委的后勤保障基地”，为红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9月，省委副书记傅秋涛专程来到药姑山，传达了扩充红军和恢复红十六师的指示，钟期光的战略眼光得到了充分肯定。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后的敌人围剿，钟期光带领红军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1935年5月，他被任命为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在他的指挥下，红十六师的力量迅速扩大，作战频频获胜，兵力增至5000人。钟期光在军事上有所成就，还始终紧密联系群众，逐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

1937年抗战爆发后，钟期光加入了新四军，担任第一支队第一团的政治处主任，开始了他在前线的政治工作。1938年4月，他被任命为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要求他不仅要做基层部队的政治动员，还需要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中鼓舞士气，激发战斗意志。

到了1939年，钟期光的职务逐渐上升，先后担任了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后又兼任新四军第1师、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虽然这一职位在军阶上并不显赫，但其作用却十分关键，几乎等同于团级干部，专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确保军心稳定，作战高效。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担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又转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承担了更为复杂的任务。他的工作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华东地区，确保部队在战争中的稳定性和凝聚力。1946年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后，他又担任了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继续在新的战场上发挥影响力。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的战果辉煌，俘虏2万5千人，战利品让他们大快朵颐，也重创了敌军。这场战斗标志着6纵整编后的首次亮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战役后王必成和江渭清在火盆旁庆祝，但没想到，第二天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带来了一项命令：6纵“发了大财”，要支援兄弟部队，抽调一万人。

面对这一命令王必成和江渭清毫不犹豫，同意了支援。他们深知，这一胜利离不开兄弟部队的阻击和支援。而此时，钟期光被急召去处理俘虏安置。尽管他带着警卫出发，但途中遇到了重重困扰。

在路上钟期光的车遇到了许多伤员，他们看见他坐车，心中不平，纷纷拦住了车，要求钟期光带他们去医院。钟期光解释自己有紧急任务，无法停下，但承诺回去后会组织人手来帮助伤员，伤员们的愤怒并没有平息。一名年轻士兵抓住钟期光，将他的帽子和纽扣扯了下来，甚至动手打了他。

钟期光并没有反抗，他理解这些伤员的愤怒，只是耐心解释，尽量平息事态。最终，事情传到了6纵高层。王必成要求严格处理，但江渭清认为，这名排长来自贫困家庭，曾在战斗中英勇负伤。最后决定将他交给华野政治部处理。

钟期光看到那名士兵跪地忏悔，心中柔软，他扶起那名士兵，轻声说道：“悔过了就好，不是什么大事。以后多注意，不要再犯。”他决定为他争取宽恕，写信给6纵司令部：“枪毙太过，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摧毁一个战士。

这名排长感动不已，回到部队后，向新兵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宣扬解放军的领导和国民党完全不同。不久后这名排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钟期光得知消息时，感慨万分，流下了眼泪。他知道这位排长的勇敢和悔过，永远不会被遗忘。

1949年7月，钟期光将军参与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并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务。在学院的建设过程中，钟期光严谨治军，贯彻中央军委的办学方针，注重结合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国防体系奠定基础。

1955年夏全国掀起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规模揭批浪潮。一天钟期光找到炮兵系主任高存信，平静地问：“你认识阿垅吗？”高存信答道：“不认识。”钟期光关上门，低声道：“他原名陈守梅，记得吗？”高存信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如果真是他，我认识，但不知道他叫阿垅。”钟期光微微一笑，问道：“那就说说他的情况。

高存信坦率地回答：“陈守梅是黄埔军校的，和我、楼际林、卢福宁是浙江老乡。毕业后我们失去联系，直到1939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才碰面，之后再没联系。”钟期光点了点头，沉思片刻说道：“有人举报你与胡风分子有关系，但从你的陈述和我们的调查来看，没什么问题。你把事情讲清楚就好，继续做好工作。

钟期光的话让高存信松了一口气，眼中浮现感激的泪花。为了确保高存信无辜，钟期光亲自查阅胡风案卷，派人追查陈守梅的背景，最终证实高存信与胡风集团无关。钟期光的细致和果断，为战友解除了冤屈，也让他深刻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信任。

1972年，钟期光将军突发脑血栓，导致瘫痪，身体的剧变令他身心疲惫，他的孙女钟好好的出生，为他带来了莫大的精神慰藉。虽然身体日渐衰弱，钟期光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和军队发展，时刻保持着一颗赤诚的心。1973年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他恢复自由，尽管无法参与实际工作，但始终心系祖国与军队。

1977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钟期光复出，担任军事科学院顾问一职，继续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尽管职务有所下降，但他依然全力以赴，提出一系列前瞻性建议。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钟期光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即便身患重病，钟期光依然坚持出席政治活动，每次都坐着轮椅参加会议，发表意见。他的坚持和忠诚让他成为党内的榜样。

1985年他带头提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主动要求退出中顾委。钟期光认为，党和国家的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固守陈规。即便身处权力核心，他依然保持谦卑，拒绝滥用职权。

1988年3月，钟期光的妹妹钟蕴芹的孙子汪耀华带着家人来到北京探望。钟期光抱着孩子，满脸笑容地问：“家里还吃红薯和薯丝饭吗？”汪耀华回答：“现在生活好多了，很少吃了。

钟期光笑着感叹：“那真是大变化了！我们当年常常吃不饱，但总是心情愉快。”话音未落，他回忆起1936年秋，和老红军李平少将一起，到汪家“化缘”的情景。李平少将笑着握住汪耀华的手：“你祖母和钟老一样厚道，总是热情招待我们。”这些往事令钟期光感到温暖。

钟期光并没有被亲情所困扰。汪耀华的哥哥汪棣华请求他写字条，帮忙解决粮食问题。钟期光风趣地回应：“你们家祖辈为红军出力，我也该破例给你们筹一次粮。”然而反复考虑后，钟期光觉得这样的字条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麻烦，于是决定撤回字条，表示亲自回乡时再做商议。汪耀华意识到不当要求的失礼，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钟期光家中有八个子女，其中大多数按照当时政策要么插队，要么参军，尽量避免借父亲的权力谋取私利。钟期光始终坚持：“前途应靠自己，不该依赖父母的影响力。”这一原则成了钟家的家规，子女们都秉持着独立自主的精神。1988年，钟期光因长期贡献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表彰他为新中国军事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5月22日，钟期光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参考文献：

钟期光：曾被誉为“华野名将，学府高师”，2016年05月22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透了心的共产党人”——开国上将钟期光家风透视，2015年05月10日，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