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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和戴笠的关系之好,在蒋营中是众所周知的事。
可二人为何交好,却众说纷纭。
有人说,戴笠交好胡宗南,是为了更好的在军中安插眼线。
胡宗南部拥有几十万大军,是军统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可如果没有胡宗南的支持,军统要想完成这个任务,也不会太容易。因此,戴笠才屡屡向胡宗南示好。
还有人说,胡宗南之所以要交好戴笠,是因为戴笠的位置。
胡宗南虽然位高权重,但却是“外官”。戴笠虽然官职不大,但却属于“内官”。戴笠久在蒋氏身边,又掌握着军统,随时可以洞察蒋氏的动态和朝中变化。一旦有了不利于胡宗南的苗头,戴笠就可以迅速把情报传递给胡宗南,让他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二人的交好就是利益上的交换,二人各得所需。
还有人说,胡宗南之所以和戴笠交好,是因为戴笠把他曾经的女人叶霞翟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是个武夫,但却很羡慕蒋夫人那种留过洋的气质。在他看来,要想在政坛上站稳脚跟并且有大发展,仅有兵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政坛上长袖善舞的本事。而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有过留洋经历的太太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戴笠呢,则是投其所好,把叶霞翟送给了胡宗南后又公派其留洋,让胡宗南大为感激,这才和戴笠日益交好。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可对于一方枭雄的胡宗南来说,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就能让他和戴笠结成同盟?恐怕未必。
或者说,叶霞翟仅是二人关系更进一步的砝码而已,关键原因还在于戴笠是真的能帮上胡宗南。
确实,在胡宗南的发迹史上,戴笠曾经在两次大事上帮过他,如果没有戴笠的协助,胡宗南恐怕也不会有日后“西北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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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创办军校引起蒋氏猜忌,戴笠说好话解除危机抗战爆发后,胡宗南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虽然没有获胜,但也算是尽心尽力。
淞沪会战结束后,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十七军团总司令,驻兵长江北岸的浦口与滁州一带,负责接应从南京撤出来的溃兵。
这个安排是蒋氏对胡宗南的偏爱,其他黄埔1期的将领,如宋希濂、桂永清、孙元良等都没有这个待遇,都率部在南京城中苦战。
南京保卫战后,胡宗南率部再撤至安徽。当时,安徽是李宗仁第5战区的地盘,蒋氏把胡宗南派到安徽也有着把第十七军团拨到第5战区的想法。
可胡宗南却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不仅不去拜会这位上司,还率部北上河南,离开了5战区的作战区域。
胡宗南的作法把李宗仁气得一个发昏。可又能怎么办呢?谁叫人家是“天子门生”呢?
没办法,李宗仁只能跑到蒋氏面前哭诉:
“第5战区庙小,容不下胡宗南这尊菩萨。”
蒋氏听完李宗仁的哭诉后也连声大骂胡宗南不懂事,可在内心却乐开了花:
“忠臣不事二主,胡宗南这种傲气值得提倡。”
由此,胡宗南开始走运了。
1938年1月,胡宗南所部被调往关中地区。
从战略地位来讲,关中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向东,可以隔着黄河与日军对峙;向西南,可以起到阻止日军从关中进入四川的屏障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明说作用,那就是向北,可以阻止八路军南下。
既然有了地盘,那就需要征兵,这是胡宗南想要在西北创业,进而称霸西北的重要一步。
当时,由于胡宗南所辖的1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惨重,虽然旅以上军官大体都在,可团、营两级军官损失过半,至于连以下军官,几乎都折损在淞沪战场上了。
军官虽然缺乏,但好在兵员不缺。自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胡宗南收容了大量溃兵,并且还把税警总团一部,上海保安总队一部纳入麾下。来到西安后,胡宗南从1军抽调了部分得力干部,成立了第90军和两个新编师。由此一来,胡宗南终于摆脱了一个军团仅有1个军的尴尬局面。
可部队有了,军官仍然是个大问题。虽然他从1军抽调骨干成了90军,但两个军的番号远远不能满足胡宗南想要当“西北王”的野望。
可要扩大部队,军官从哪里来呢?如果单纯指望从黄埔军校近几期的毕业生中挑选,那只能是杯水车薪。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黄埔生战死疆场,各部队同样都面临着军官缺乏的窘境,哪怕蒋氏再爱护他,也不能对他过于倾斜资源,否则,其他将领会怎么看?这不是要成为众矢之的吗?
想到这里,胡宗南突然眼前一亮,既然从蒋氏那里要不来人,那何不自己培养呢?
在这个问题上,胡宗南是尝到过甜头的。
西安整军之前的1军军官们虽然都是黄埔生,但能够和胡宗南一条心的人并不太多。可接连的大战,团、营以下的军官们损失殆尽,让胡宗南有了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到各个岗位的机会,虽然部队的力量减弱了,可他对1军和90军的控制力度却加大了。
如果能在西安成立黄埔分校,那培养出来的人才岂不都是自己的心腹?
想到这里,胡宗南提笔就给蒋氏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在西安成立黄埔军校第7分校。
接到胡宗南的报告后,蒋氏吃了一惊,胡宗南这是要做什么?
自1928年以来,蒋氏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原有的各省讲武堂,改名为黄埔军校的分校。
可这仅是权宜之计,因为蒋氏当时还没有那个能力把这些讲武堂完全废除,把对军校生的培养完全收为国有。
而就在这个时候,胡宗南却突然提出要在西安成立黄埔第7分校,难道他要效仿军阀们割地自雄不成?
作为曾经的军阀之一,蒋氏非常清楚军阀们发展的道路,“要想治军,必先治学”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当年打破头也要当黄埔军校的校长。
可现如今,自己得意的学生胡宗南也要效仿自己了,不得不防。因此,蒋氏提笔回复:“暂缓议”。
得到蒋氏三字回复的胡宗南心里慌了。之前,只要他有要求,蒋氏可以说是无有不准。可这次,却破天荒的被驳回,难道蒋氏已经洞察了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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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宗南心慌不已的时候,蒋氏一纸调令下达,抽调胡宗南所部赶赴中原,参加兰封会战。
可包括宋希濂、桂永清等人在内的黄埔同学们都发现,胡宗南变了,他再也没有了像在淞沪会战中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的热情了,更多的像是在应付差事。
加入兰封会战后,胡宗南部被赋予了攻打罗王寨的任务,可胡宗南以一个军团的实力攻打仅有不到一个联队守卫的罗王寨,竟然三天未能攻克。
这下子,蒋氏恼了,他厉声斥责胡宗南,第十七军团是刚成立的军团,如果此仗打不好,大家会议论的。
对于蒋氏的批评,胡宗南顿悟。
是的,他可是黄埔生中首名被提拔为军团总司令的人,平日里受到的嫉妒必然不少。如果自己不拿出点真本事,不仅自己会被人说长道短,就连蒋氏也会面上无光,这岂不是蒋氏用人唯亲吗?
为此,胡宗南发了狠,率部向罗王寨猛攻,在第2天就攻占了罗王寨。
攻下罗王寨后,胡宗南趁热打铁,又率部攻下了曲兴集。
虽然兰封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但胡宗南在此役中的表现尚属可圈可点。蒋氏对此也很满意。尤其是蒋氏认为,在自己斥责了胡宗南后,胡宗南能够知耻而后勇,率部奋勇作战,尚属孺子可教的范畴。
因此,二人的关系恢复如初,蒋氏也对胡宗南提出的要在西安成立黄埔军校第7分校的要求表示同意。
可胡宗南知道,虽然蒋氏原谅了自己,二人在表面上恢复了关系,但要想在心里恢复如初,那可就太难了。
为此,胡宗南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知道蒋氏对第7分校很关注,时不时的派员来视察,就授意擅长绘画的学员画了一张画。
画中,蒋氏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着第7分校的学员,而胡宗南呢?则是为蒋氏牵马。
这张画的寓意虽然很浅薄,但也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胡宗南为蒋氏效忠的态度。
蒋氏看后,心里感到很受用。
可戴笠却觉得,胡宗南的这个举措有些过犹不及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蒋氏的忠诚似的。在有心人的眼中,却有着“大伪似真”的嫌疑。如果这些人在蒋氏面前奏上一本,胡宗南危矣。
戴笠是个有城府的人,他虽然发现了胡宗南“大伪似真”的假象,却并未在蒋氏面前点破,他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弥补胡宗南的缺失,以此来向胡宗南示好,进而达到和胡宗南交好的目的。
当时,蒋氏所信任的浙江人中,以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人为代表。可陈诚虽然心胸不是太开阔,但为人还是很正直的。对于军统做的那些事情,陈诚打心眼里是不赞成的,因此,每逢陈诚碰到军统分子,要么厉声责骂,要么大打出手。戴笠虽然吃了哑巴亏,可也不敢还嘴,谁让陈诚既位高权重又深受蒋氏信任呢?
但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因此,戴笠就琢磨着在黄埔系内寻找一些军中伙伴,而同样位高权重又深受蒋氏信任的胡宗南就进入了戴笠的视野。
作为一个黄埔6期的,而且还是被蒋氏特批为黄埔生的戴笠,在正牌黄埔生面前是很自卑的。当年,他自告奋勇为蒋氏刺探情报的时候,甚至还挨过黄埔1期生,蒋氏侍卫长王世和的揍。由此可见戴笠在黄埔生中的地位之低。
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戴笠总想着要加入以胡宗南等黄埔生的小圈子,可屡屡铩羽而归。因为在这个小圈子里,低于黄埔4期的人都没资格进入。
因为在胡宗南等人看来,黄埔1期~4期生是当年和蒋氏一同患过难的,而之后的黄埔生都是来享福的,所享的福都是他们这些前辈打出来的。
因此,戴笠就准备借着这次机会向胡宗南示好,从而能够进入黄埔生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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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某一日,蒋氏和戴笠谈到那幅画的时候,戴笠终于找到了进言的机会:
“胡长官也算是一位封疆大吏了,可在校长面前仍然是个小兵的模样,真是孩子再大,在父母面前还是个孩子。”
听到此言,蒋氏心中大为受用,连连点头:
“我视黄埔学生,就如我母亲当初视我,甚至无不溺爱。”
这下子妥了,戴笠这番话不仅解决了蒋氏与胡宗南之间的“疙瘩”,也让他收获了胡宗南的“友情”。
这是戴笠为胡宗南做的首件大事。
胡宗南不肯在陈诚部下做事,再次引起蒋氏猜忌,戴笠以分而治之策略劝告,解决危机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
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划归第5战区领导,负责罗山到信阳一线的防务。
1938年9月,日军在富金山、沙窝、小界岭一线遭到了宋希濂第71军、田镇南第30军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为此,日军改变策略,绕过一线阵地,准备从潢川、罗山、信阳一线打开缺口。
当时,驻守在罗山的是川军124师。按照部署,胡宗南部应该在124师侧翼布防。可胡宗南部却迟迟未到。这就意味着川军124师在罗山一线已成孤军。
严格来说,胡宗南没有向罗山一线派出部队不能算全错。
当时,由于战术落后,中国部队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往往采用一线配置,即部队拉长一条战线,缺少了纵深阵地。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就全线崩溃。
而胡宗南鉴于该战术落后,就在124师的背后设置了二线阵地。
本来,这个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可有问题的是,当在一线阵地作战的124师顶不住的时候,胡宗南本应派兵支援,至不济,也应派兵接应124师撤退。
可这些都没有,胡宗南在后面只是眼睁睁地看着124师在前线苦战。
其实,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乃至于中期都不罕见,陈诚在武汉会战后的总结上曾经大肆挞伐这种见死不救的恶举。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是部队之间互不信任,二是以邻为壑,保存实力。
作为高高在上的胡宗南,自然也不能免俗。在124师败下阵来的时候,才整军出战。
好在胡宗南此时并不怯阵,1军的实力也很强,与日军打得有来有往,不落下风。
久攻不下的日军另辟蹊径,派出一支骑兵绕过胡宗南的正面防线,突然出现在信阳与武汉之间的柳林车站,切断了信阳与武汉之间的交通线。
这仅是日军的一支小股部队,只要胡宗南不慌,派出有力之一部就可以解决危机。可胡宗南的勇气早就不如以前了。以前,他是光脚汉,现在是一方诸侯,如果部队打光了,他拿什么去当军长、司令?
因此,他不顾擅自撤军会给仍在前线苦战的宋希濂部带来的危险,也没有向李宗仁汇报,就擅自率部撤离了信阳。
信阳一失,武汉的北大门洞开,李宗仁也只能下令部队全线撤退,轰轰烈烈的武汉会战就此结束。
可在战后,胡宗南不仅未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被提升为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若不是白崇禧和一些杂牌军将领反对,胡宗南甚至可以直接升任总司令。
对于成为黄埔生中首名被提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人,胡宗南也被自己的升迁速度惊呆了,这好像不真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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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宋希濂和陈诚二人却对这件事洞若观火。
宋希濂认为,抗战初期,黄埔生在军中的升迁速度还是均衡的。可进入中期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大量的黄埔生身居高位,手握兵权。蒋氏害怕这些人在将来会不忠于他,因此才把军权集中到他信任的几个浙江人手中。而胡宗南就是其中之一。
陈诚认为,胡宗南之所以会在抗战中期跃起,一是靠的机缘,二是靠的地利。因为胡宗南的防区正好可以制约陕北的八路军。而胡宗南本人,又恰恰在防范延安的问题上和蒋氏不谋而合。
这才是胡宗南兴起的两个原因。
1944年4月,日军发起了豫湘桂大战,位于中原的汤恩伯部一触即溃。日军乘胜沿着陇海路向西进攻,兵锋直指潼关。
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胡宗南已经拥有三个集团军,几十万兵力。
见日军已经逼近自己的地盘,胡宗南率部迎战,在灵宝击溃日军,取得了“灵宝大捷”。
此役过后,胡宗南更是志得意满,认为蒋氏定会给他加官进爵。
果然,蒋氏也没让他失望,在灵宝之战结束后不久,就调胡宗南赴重庆,委任他为1战区副司令长官,位于陈诚之下。
这下子,胡宗南不干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担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由于长官朱绍良无意与他争权,在第8战区就是他说的算。
可到了1战区,面对陈诚这位个性强硬,心胸狭窄,又善于抓权之人,哪里有他的好果子吃?
为此,胡宗南心急如焚,立即找来戴笠商量对策。
戴笠虽然在明面上不敢惹陈诚,但在私下里也恨陈诚入骨,见胡宗南找他求计,也给胡宗南打气,意思就是,和“陈小鬼”这个人打交道软不得,你在军中顶住,蒋氏那面由他负责。
得到了戴笠的支持,胡宗南召集所辖各部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表达的意思是,陈诚发出的命令,没有他的签字一律不得执行。
同时,胡宗南又上书蒋氏,要求辞职休养。
蒋氏是何许人也?一看就知道这是胡宗南在闹情绪,立即去电斥责。
此时,戴笠发话了。
他先对胡宗南不理解蒋氏的苦心表示了批评,可话锋一转,就变了味道。
戴笠说,黄埔嫡系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之好,完全是校长把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这三人的权力平衡得好。
可如今,中原大败,汤恩伯部元气大伤,过去三足鼎立局面就失去了一条腿。如果再把胡宗南调到陈诚部下,以后在嫡系部队中岂不是陈诚一枝独秀了?
不得不说,戴笠还是了解蒋氏的,这一番话正中窍要。
听完戴笠的话,蒋氏如梦初醒。是啊,自己一贯擅长分而治之的平衡之道,可如今怎么犯糊涂了呢?
如果把军中大权都集中在陈诚手中,久之必生祸患。
因此,在1944年11月,蒋氏对军中的人事重新作了安排,陈诚不再担任战区职务,而是担任了“军政部长”,胡宗南则升任1战区司令长官。
这是戴笠帮胡宗南做的第2件大事。
至此,胡宗南直接指挥的部队达到了8个集团军60余万兵力,开启了他的“西北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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