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嘉靖皇帝的权力已经达到顶峰，天下无人敢不尊，无人敢不敬，而有人却胆大包天，上奏痛骂嘉靖，最后居然还没有死……

嘉靖皇帝读了骂他的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

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道：“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前面所引述的文字，那个刚正直谏的“痴人”正是海瑞；而这段文字既不是出自高阳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吴唅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却是极获好评的史学著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在近代史家中，黄仁宇也许是最受普通人喜爱的一位历史大家。一般的史学论著，除非同行的专家，读来多半晦涩艰深，古注今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即使勉强读完，也往往难以领受。学术专业分工愈细密，则学科间的隔阂愈甚，史学界与非史学界，仿佛用文字筑下了一道障碍。

因此，如何使史学专业能够普及化，让专家的研究与行外的人有对话与沟通的可能，近年来逐渐成为史学界重视的课题。一九八五年《万历十五年》中文本出版，更提供了历史写作的另一种范本。

《万历十五年》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重建了历史叙事的艺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叙事艺术，司马迁的史记是个典范，读「刺客列传」，慷慨悲歌的燕赵男儿如在眼前；读「游侠列传」与「货殖列传」，国家与社会在“力”与“货”两种角力场上的竞逐跃然纸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则分别描绘了没落贵族与新兴平民交会的两种气象与命运。

现代史学著述中，强调论证的严谨、客观，都僵化了历史的想象，也窄化了历史写作的空间。当然我绝不是说史学论述不必严谨客观，而是，在严谨客观之余，还有另外一些可以进一步做到的。

历史中的人物也许已经作古，但是他们却是在活着的时候创造了他们的历史。换言之，历史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感情、欲望，也有理性、计算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历史的研究不是方程式的演算，历史的写作自然也不能是僵硬冰冷的因果判定。只有能深入历史情境，对历史人物有“同情的了解”的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活生生的历史，也才能写出活生生的史学论著。

《万历十五年》的写作，适切地掌握了学术的严谨要求和叙事的生动活泼之间的分际，黄仁宇的文字有历史小说的临场感，却没有小说家的穿凿附会。作者描写历史人物，观察细腻入微，深入人性幽微。如海瑞上奏疏指责嘉靖之后，嘉靖将奏章留中不发，也没有给海瑞任何处罚，但是：

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嘉靖那种道德、理性、情感重重矛盾的纠结，仿佛就在眼前。

另外，万历时张居正权倾一时，有人上奏弹劾张居正，遭到廷杖的处分。黄仁宇这么描述：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整段文字看下来，“宽容”和“雅量”都成了对张居正的嘲讽，同时也是对读史者的警示，许多历史人物说一套，做一套，若非结合事前事后的蛛丝马迹细细观察，则易于为其外在言行所幻惑。同时一些历史上的政治强人，事实上在他周围已构成了一整部强人机器，有些事不待强人的指示，机器会自动运转，而强人却不因此而可以推卸责任。

后来张居正的遭遇，就是嘉靖帝对海瑞左右为难的关键。嘉靖不想担负那种巨大的责任。

黄仁宇除了写“活历史”之外，他的另一项特色是“大历史”的观点。如果说前者是细腻的工笔画，那么后者便是气势雄浑的泼墨山水。

黄仁宇强调将历史的纵深增长，历史学家的视界也会扩大。如此“过去很多事迹，以前看到是不合理的，现在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下，看来则更为合理，而且其因果也会前后连贯。”

在“大历史”的观照下，才可能确切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结构与节奏，及其牢不可破的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首先，旧有的传统是一坚固而整体的结构，它与新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背后的条件相距过大，因此，在时代的转型之际，所有的改革创造，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地覆天翻的局面。

其次，当我们把一个个历史人物摆回“大历史”的舞台之中，每个人都只是随着历史的大潮流浮沉。个人的一切作为，都不足以与大潮流抗拒。因此在《万历十五年》的结尾，黄仁宇这么写着：

一五八七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宏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

在大时代的结构笼罩之下，个人是无力的，也因此作者不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给予了读者不少的启发，我们很容易发现，四百年前的那个大结构，至今仍深深地笼罩着我们的时代。我们也发现，个别历史人物都只是在一定剧场舞台形式中扮演其角色，台步一有闪失，便跌跌撞撞，但也改变不了舞台的布置。但是读者也难免要质疑，在“大历史”的观点下，个人的自主空间还留下了多少？进一步要问的是，这里是否还存在着历史人物的责任问题？因为黄仁宇的书中提供了太多历史人物脱罪的途径。

此外，《万历十五年》所展现给读者的那个以礼仪与道德为主的“大历史”，究竟是在何种条件下建立？从行政与法律的观点批判仪礼与道德，自然畅快淋漓，但是若回到后者的立场，仪礼就只是无谓的形式，而道德真只是“无可认真”的吗？还有文官体系背后代表的是社会结构中哪一部分的力量？文官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只是限制一个有为君主的创意吗？

这些问题，有的是作者未曾明确交代的，有的是作者的历史观必然会出现的质疑。

从历史专业的立场看，《万历十五年》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就一般读者而言，作者至少也必须回答上述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其说是对作者成就的质疑，毋宁说是在肯定之余的期许；这份期许，同时也及于史学圈内圈外的所有人。

也许这本《万历十五年》正是打破内外藩篱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