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时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正主持市委会议，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马上回北京。

当时林乎加在电话里解释：

“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去吧！”

然而电话那头并没有容他有过多解释，只是严肃的说了一句：

“不行，你要马上到。”

到了北京以后，华国锋亲自找谈话，林乎加这才知道，中央有意调他到北京，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要知道，距离林乎加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也不过才几个月而已。

“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林乎加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应该说此次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林乎加而言相当匆忙，甚至于让他来不及有任何准备，毕竟就连天津的事儿，他还没完全摸透，北京的事儿更复杂，但中央那时再三考虑，还是认定林乎加最合适。

华国锋那时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这是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既然是中央的决定，林乎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自然是走马上任。

林乎加在过去有个绰号，叫“灭火队员”。

因为就在改革开放之初，林乎加一刻不停，在上海、天津、北京三个地方担任市委书记。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拨乱反正，但是各地的乱象仍然不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人们适应起来也比较困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林乎加临危受命，尽管在这三地待的时间都不长，但也正是他出任一把手期间，当地的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从林乎加的履历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他是山东青岛一大户人家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任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干过地方工作，想来也打过仗。

林乎加参加革命以后，几乎没有同家里联系过，因为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这位公子哥竟然从家里逃婚，一直到1945年前后，林乎加才给母亲写了封信，到1955年，林乎加才回了家里一趟，那时他已经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并先后任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毛主席真正了解林乎加，也是从他浙江时的工作成绩开始的。

1956年8月，林乎加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抓农业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供应紧张，粮食没有办法敞开供应，当时国家施行粮食计划供应，浙江省也不例外，但就在林乎加主抓浙江全省农业工作后，雷厉风行，极大的扭转了浙江农业生产的颓势，到1965年，浙江省取消了粮食供应票证。

林乎加主抓农业的工作成绩，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64年12月底，毛主席决定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

既然已经有国家计委，为何还要另外再组一个“小计委”，这要从那个年代国家经济说起。

尽管从建国初年以来，国家经济明显有了提升，但想要彻底实现扭转，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业，然而到1958年，因为“大跃进”的影响，加上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全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困难局面。

当时，国家正在制定“三五”计划，因客观因素影响，原本是从1963年就开始的“三五”计划不得不推迟到1966年，“三五”计划的方案也不得不随之调整。

“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要摆好。”

“小计委”的成立，是毛主席对中央机构改革做出的尝试，毛主席对国家计委制定的计划方案并未感到很满意，因此决定重新建立了一个“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原来国家计委主要负责日常工作，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特别交待：

“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各国务院副总理”

因为林乎加当时在浙江主抓农业工作已经出了名，所以毛主席特别点名，要林乎加出任“小计委”副主任。

后来，“小计委”编制的“三五”计划，其中农业部分就是林乎加编制的。

当然，林乎加那时也没有想到，他在北京才不过两年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那个特殊年代，林乎加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1967年1月，林乎加被揪回浙江批斗，面对无理的批评，林乎加始终坚持斗争：

“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

回到浙江以后，林乎加的处境更加艰难，多次挨批斗，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屈服，甚至还乐观的对孩子身说：

“我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把浙江省的各个县都跑遍了。这次我又把浙江的各个县都跑了一遍。”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周总理推动了解放一大批干部再出来工作，林乎加也在其中。

1972年，林乎加被调回中央，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协助余秋里主任做工作。

尽管是被调回中央工作，但林乎加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

1975年，邓小平领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遭到批判后，国家计委更是首当其中，余秋里因心脏病问题被安排到广州休养，林乎加那时接替余秋里负责国家计委工作，经常挨批评，但林乎加始终小心翼翼的周旋其中，不给任何人以把柄。

1976年10月6日，在党中央英明决策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当时，上海的问题首当其中，华国锋决定向上海派出以彭冲、苏振华、倪志福为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当时倪志福向余秋里请求帮助：

“希望国家计委派一个懂经济的副主任。”

余秋里当时便推荐了林乎加。

更重要的是，林乎加之前在浙江工作过，浙江毗邻上海，有任何需要，直接打个招呼支援即可。

应该说林乎加在上海工作的很出色，当时他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上棉31厂以后，厂里仍然很混乱，甚至还有人放话威胁：

“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

当天，棉厂发生大火。

林乎加召集工作组开会，建议大家改变工作方式，要深入群众中，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在林乎加的努力下，上棉31厂的形势很快扭转过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1977年5月，中央工作组大部分都撤离了上海，只有林乎加、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留在了上海，两人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当时上海设有第一书记）。

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以后，林乎加与市委领导一起，极大的推动了宝钢落户上海。

为了推动宝钢项目，1978年3月，中央派出了以林乎加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赴日本。

6月1日，林乎加回国以后，在同中央汇报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许多大胆和超前的设想，比如利用外国资本，引进新技术。

当时林乎加还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

林乎加的一系列发言，也引得华国锋、邓小平连连点头。

华国锋当时还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

然而让林乎加也没想到的是，就在当月，他就被中央调到了天津，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

林乎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工作狂人”，他到天津以后，便马不停蹄的到基层视察工作，晚上还要听各局委汇报工作，并且严肃要求他们不许带秘书，在极短的时间里，天津的工作便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林乎加在天津工作期间，有一项壮举改变了数万学生的命运——让高考分数合格的学生全部进入大学学习。

林乎加上任伊始，便有人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特别多，但这些学生都进不了大学，原因无他，当时天津的大学招生名额很少，导致了这部分学生没有办法上大学。

考虑到这一情况，林乎加立即主持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并将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学校领导都找来，讨论一个问题：

“有没有扩大招生的可能，把高考合格的考生全都录取下来？”

在场的大学领导以及负责人都很为难：

“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不下。”

“有没有教师？”

林乎加突然问了一句。

“有。”

林乎加问题虽然简单，但层次却很深，因为扩大招生规模，首先要能保证教学的质量，至于其他的客观条件，想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的。

“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的问题了。”

在场众人均是眼前一亮，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解决了宿舍问题以后，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出主意，最后一致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市财政提供资金保证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

因为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是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教育部一开始不同意这么做，认为会影响教学质量，林乎加却认为，不会影响教学治疗，毕竟这些学生都是经过考试过了及格线的。

邓小平、彭冲从朝鲜访问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很支持林乎加的工作，当时，邓小平收到林乎加的信以后，更是直接在信上批示：

“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天津依托于现有的大学，扩建了10所分校，招收了8000学生到学校。

林乎加到北京以后，把这一经验也一并带了过去，北京市达到及格线未招收的学生更多，林乎加通过压缩行政经费，又将其他建设项目经费抽调了部分，这才补足了全部教学费用，整个1978年，北京市扩招学生数达到了百分之百，只要是达到300分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总计人数在16800余人。

林乎加这一举措，被被众多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决定。他们在时隔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林乎加在入学迎新会上的讲话：

“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虽然条件很艰苦，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

尽管是扩招到分校的学生，但分校毕业生丝毫不弱于本校普通本科毕业生，他们都来都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光彩。

2018年9月13日，林乎加与世长辞以后，许多当年的学生纷纷在网上撰文怀念。

北京作协签约作家，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获得者、原北京师范学院二分校毕业的学生宁肯在文章末尾写道：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也还要问一声：如果没有林乎家加先生我会怎样？那18000人会怎样?或者从另一角度问：会有第二个林乎加吗？这些都无法问，只能是谜。”

不过，林乎加确实没有想到，自己才到天津当了几个月市委第一书记，一下子又被调到了北京，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白介夫后来回忆称：

“林乎加来得很突然，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

林乎加身上的担子并不轻，他除了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第二天，林乎加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在会上谈到了自己的困难，那时李先念还打趣：

“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

邓小平也在旁边接话道：

“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林乎加到北京市以后，首先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北京高考扩招；另外一件事就是为”四五运动“平反。

从到北京的那天开始，林乎加便在马不停蹄的忙碌，全北京到处跑，看工厂、看郊区，时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的王大明那时常陪着林乎加一起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大明对林乎加很钦佩：

“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个实干家。”

值得一提的是，林乎加当时到北京赴任是孤身一人，连着换了好几任秘书都不满意，于是就向国家计委报告：

“派个秘书来给我。”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计委派了郑家亨任林乎加秘书。在林乎加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郑家亨也算是体会到了他的“拼命三郎”式的工作精神。

在林乎加身边工作的秘书，几乎是没有假期了，这一点郑家亨深有体会，那时他与另外一位秘书轮班倒，一个在办公室值守24小时，一个跟着林乎加身边，晚上就住在林乎加家里，守在电话机旁边，以便随时处理可能发生的事儿。

一天晚上，北京市下暴雨，淹了某个驻外使馆，使馆的人打电话到外交部抗议，邓小平知道后，直接给林乎加打电话，林乎加接到电话以后，马不停蹄的赶到了现场去处理情况。

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空白时间。

一直到1981年，林乎加响应中央号召，打报告要求辞去职务，请中央派一位得力干部接管北京。

当时，有不少传言说林乎加要进国家经委，但谁也没想到，林乎加后来去了农业部任部长。

据绝大多数当年北京市委的干部回忆，林乎加在北京，来的突然，走的也很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到了农业部工作以后，林乎加依然不改拼命三郎的本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经常在外面跑，林乎加很少到单位上班，有时就在家里直接处理公务，农业部办公室主任提醒他：

“你应该去坐班。”

然而林乎加却回了一句，就顶了回去：

“去单位坐班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除了开会，林乎加很少出现在农业部，秘书贾幼龄工作量也很大，每天负责将他的文件分门别类整理好，林乎加看文件看的很仔细，对弄不清楚事实的干部很不满意，动辄批评，也让许多干部望而生畏。

原来农业部的老同事刘济民回忆，林乎加去开会讲话从不念稿子，工作人员写好的稿子，他也之多只是参考一二，坐班少，深入一线调研多，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

1982年夏，中央决定搞扶贫，并要农业部制定一个扶贫计划，已经66岁的林乎加披挂上阵：

“不解决，对不起老区人民。”

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示，1982年12月，成立“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时任农业部部长的林乎加兼任领导小组组长。

扶贫工作是一个更加细致的活儿，需要实地考察调研，从那天开始以后，林乎加便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调研。

原林乎加的秘书，《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称：

“扶贫事业可以说是林乎加最大的政绩，覆盖面广，时间长，首创经济开发和扶贫结合的思路。可以说，林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扶贫事业的开拓者。”

1985年，林乎加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正式退居二线。

1992年年底，林乎加正式离职休养。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林乎加晚年依然关心着祖国建设，也许是因为经年累月的到处跑，林乎加晚年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一直到90多岁，仍然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尽管林乎加已经离开了我们几年，但他做出的功业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