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小屋，

就像一条死胡同。

一旦发生针尖对麦芒的事，

可能就是一场致命的悲剧。

1999年4月2日17时30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北站派出所接到报案：安庆路某弄某号发生一起命案。接到报警后，北站派出所立即派民警前去封锁现场，同时通知闸北分局刑侦支队火速赶往现场。

命案现场位于安庆路某弄某号一间幽暗的小屋内，一名女子赤身裸体地死在小屋的床上，尸体的脖子上缠绕着两圈黑色女士时装包的背带，尸体的脚边丢着一条女人内裤，床上一片狼藉，有明显的搏斗痕迹，地上的脚印杂乱不堪，目测至少有七八种鞋印，而且都是男人的，这说明在近期至少有七八名男子进入这间幽暗的小屋。

根据死者脖子上的勒痕以及尸体特征，法医现场判断死者是机械系窒息死亡，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另外，法医在死者的指甲中提取到若干皮肉组织，在死者的下体提取到少量男性精液。

就在法医进行现场尸检的时候，进入现场的技侦人员也有所发现，他们从桌子上的一只茶杯上提取到一枚清晰的指纹，在屋内垃圾桶里找到一枚使用过的安全套。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邻居的调查走访，侦查员得知，死者名叫阿莲，大约40岁，外地人，大概一年前租住在这间小屋子里。她没有正当职业，是个“站街”女，近一年来一直在北站附近“拉客”讨生活。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侦查员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报案人身上。

在侦查员看来，这名自称阿乐的报案人，情况有些特殊，值得重点关注。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阿乐自称是死者阿莲的男朋友，十个月前，两人在北站附近相识，一开始是皮肉交易，几次之后，两人互生好感，后来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半年前，他还带着阿莲去见过自己的父母，虽然阿莲大他八岁，但待他性格好，又会打扮，他的父母不知道阿莲的底细，对她很满意。这半年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几乎没有吵过架。

据阿乐说，他最后一次见到阿莲是在3月31日，当晚22点左右，在阿莲的小屋里过完夫妻生活，他就独自回家了，阿莲又继续去北站“站街”了，他记得那一晚，阿莲穿的是一条鲜红色的连衫套裙。

4月1日，他给阿莲打了多次手机和BP机，但一整天都没有回音。

4月2日上午十点左右，他有些不放心，便来到阿莲的小屋，结果发现房门锁着，敲门也没有人开。平常这个时候，阿莲都是在屋里睡觉的，他担心阿莲出了什么事，就请来一个开锁师傅。开锁师傅打开锁，推开门，他刚进去，就看到阿莲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开锁师傅看到阿莲死在屋里，吓坏了，要他赶紧报案。

他怕说不清楚，就关照开锁师傅不要声张，他先搞搞清楚，然后再去报案。

侦查员问阿乐，你说你要搞搞清楚，你想搞清楚什么？

阿乐说，开锁师傅走后，我进屋看了看，发现阿莲的手机和BP机，还有钱包都不见了。这让我更慌了。

侦查员问，你慌什么？

阿乐说，阿莲这间小屋，我来的最多，我怕自己说不清楚。

侦查员又问，你说你是4月2日上午十点左右发现的案发现场，为什么拖到下午五点半才来报案？

阿乐说，我就是想搞搞清楚，后来就去找了跟阿莲一起站街的她那些姐妹，我想弄清楚31日晚上我走后，阿莲又拉了什么人。哪知道，那些女人一听说阿莲死在了屋里，都说我要去报案，警察肯定第一个怀疑我。还有一个女人说，这种事，我根本就说不清楚。这下弄得我更慌了，是嘛，我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你们要是怀疑我强奸抢劫杀人，我该怎么办呢？

阿乐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心理活动还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警方一时无从判断。

这时候，阿乐又说，我犹犹豫豫地回家后，心里更不踏实，后来又打电话给我一个要好的朋友，要他来我家给我出出主意。我那朋友一听，就说这是命案，我跟阿莲关系又那样亲密，警察肯定会找到我，到时候如果发现我故意躲闪，没有及时报案，那就麻烦了。就这么来来回回，我耽搁了七八个小时，下午五点半才打电话报案。

按照阿乐的说法，侦查员随后找到了阿乐提及的那些站街女以及那个要好的朋友，他们均证实阿乐的说法确有其事。但是，有个站街女提供的一个新情况，却被阿乐刻意隐瞒了。

那个站街女说，阿乐在那天下午曾经第二次去过案发现场，然后找到阿莲的通讯录，撕下了写着自己姓名、地址和电话的那一页，当着她的面用打火机烧掉了。

掌握了这个情况，侦查员问阿乐，你仔细想好了，是不是有所隐瞒？

阿乐不说话。

这时候，侦查员严厉地问，你在报案之前二次进入案发现场，撕掉死者通讯录上有你名字的那一页，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怕什么？为什么要隐瞒？

阿乐明显慌了，连忙解释说，这是阿莲的好朋友，那个站街女给我出的主意，她说阿莲通讯录上有我的名字，让我赶紧撕掉，只要撕掉了，警察就不会知道我是她的男朋友，只要我给她们一点好处费，警察问到她们，她们也不会说。那样，我就可以装作不知道，不用去报案了。

侦查员听到这个给人拙劣之感的解释，又一次质问阿乐，那你为什么要隐瞒？

阿乐说，这件事情不光彩，我怕说出来惹麻烦。

阿乐的供述，在侦查员们看来，疑点重重，在对案情作进一步的分析前，他们非常关心现场提取到的证据与阿乐的比对情况。

经过技术部门的紧张工作，侦查员们很快拿到了指纹及DNA比对结果：死者体内的精液与阿乐一致；现场提取到的安全套内残留精液与阿乐不一致；现场提取到的指纹与阿乐不一致；死者指甲中提取到的皮肉组织与阿乐不一致。

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有侦查员认为阿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推断了案发全过程：阿乐在与死者确定恋爱关系后，非常反感死者继续“站街”，但死者并没有听他的，背地里仍在偷偷地“站街”拉客。阿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说实话，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让我们觉得他并不介意死者“站街”，这样就掩盖了他的作案动机。

案发当天，晚上十点，阿乐与死者发生关系后回家，死者又偷偷跑出去“站街”，中途阿乐可能起了疑心，又折返回来，结果发现死者正在接客，或者刚接完客，于是两人发生激烈争执，阿乐激愤之下，杀了人。

这种推断，能很好地解释指纹及DNA比对结果，案发当晚，死者先未采取安全措施与阿乐发生了关系，后又使用安全套与嫖客发生了关系，茶杯上的指纹是嫖客留下的，但是这中间，有一点还是说不通，或者说接不上，死者指甲里的皮肉组织该怎么解释？

做推断的侦查员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死者那天与嫖客也发生了某种冲突，或者某种抓扯，所以指甲里留下了嫖客的皮肉组织。阿乐正是因为发现了死者受了欺负，还要继续“站街”，所以才会愤怒，才会与死者发生激烈争执。这符合男人的普遍心理，相反像阿乐供述的那样，得知自己的女朋友一直在“站街”拉客，自己始终无所谓，这一点太反常，在心理逻辑上说不过去。

顺着这样的推断，来审视阿乐在随后两天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多数侦查员认为阿乐不仅有重大作案嫌疑，而且心机很深。他二次进入案发现场，就是为了毁灭关键证据，他去找站街女，根本目的是想堵住她们的嘴，让她们不要说出他与死者有关系。

对于这样的推断，有个别侦查员带着异议，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么说的话，站街女对我们说了谎？

做推断的侦查员说，之前我们询问那几个站街女，重点问的是阿乐有没有找过她们，并没有仔细推敲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什么。事实上，只要稍加引导，那些站街女就会顺着阿乐的意思朝下说。阿乐说，是站街女主动向他要的好处费，事实上，好处费可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站街女觉得为了这点钱蒙蔽警察，划不来，所以才会供出阿乐二次去案发现场撕毁通讯录这一关键信息。

有老刑警说过，案件侦破，有时候就像走夜路。

手里没有火把，路走不通，手里有火把，路又会越走越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好事。

这件案子，就是后一种情况。

越分析，多数侦查员越觉得阿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且有拘留审查的必要。

然而，将阿乐拘留审查后，预审员们却觉得越审这件案件的黑门关的越紧。

阿乐刚被拘留审查的时候，精神恍惚，焦虑不安，对预审员的问题充耳不闻，只一个劲地缩在那里，嘴里喃喃自语：“阿莲死得好惨！我也好惨！”

之后，连续两天，预审上了强度，一般情况下，罪犯很难扛住，不是精神垮掉，就会露出破绽，然而，让预审员们感到意外的是，阿乐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再像刚开始那样精神恍惚，整个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稳定，他总是对预审员说，“我是个胆小的人，先前我是很害怕，说的做的都颠三倒四的，你们怀疑我，我不怪你们，但我是无辜的，我现在不害怕了，你们尽管问，我没做过杀人的事，你们越问，我越觉得自己清白。”

面对高强度预审，阿乐这种反常表现引起了闸北分局预审科科长季宗棠的注意。

季宗棠是预审科“老法师”，详细了解案情，问了阿乐一些问题后，他将参与此案的侦查员、预审员召集到一起，又开了一次案情分析会。

季宗棠说，像阿乐这种有嫌疑却审不动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可能，要么这个人具有超常的心理素质，心思极其缜密深沉，要么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凶手。

有预审员问，季科长倾向于哪一种？

季宗棠说，一个人的经历和现状是很难伪装的。这个叫阿乐的嫌疑人没有像样的工作，文化程度也不高，从我的经验看，他不像一个能藏起来并且扛得住的罪犯。

有侦查员说，可是他身上的嫌疑确实很大，尤其是二次进入案发现场销毁关键证据。

季宗棠说，如果他是凶手，还是那句话，这个人的心思一定极其缜密深沉，这样的一个人，会杀人后时隔两天，才想到去撕毁通讯录上有关自己的记录？杀人后直接拿走通讯录，不是更好？另外，从死者的死亡原因看，用皮包背带在死者的脖子上缠绕两圈，活活勒死，这也不像是情侣间因争执导致的失手杀人，再看死者被害时一丝不挂的惨状，这明显是一种羞辱，他没必要这么做。

有侦查员问，季科长的意思，是我们查案的方向错了？

季宗棠说，你们说他嫌疑很大，是从有罪推断出发的。事实上，如果从无罪推断出发，案发后他所有的说法也都是成立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将思维限定在这样一个不开口的嫌疑人身上，而应该去寻找强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不开口的嫌疑人不是真凶，我们接下来该怎样推进这个案子？你们是否意识到，因为对这个嫌疑人用力过猛，无形当中忽略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比方说，被害人的手机、BP机究竟哪去了？案发现场的指纹、死者指甲里的皮肉组织等等，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如果是，这个人又是谁？

有侦查员问，季科长认为，现场指纹、死者指甲里的皮肉组织，有可能是凶手的？

季宗棠说，我倾向于这种判断。即便不是，它们也能让真相开口说话。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老法师”季宗棠的及时出现，为案件侦破推开了一道至关重要的门，侦查员们充分意识到了排查案发现场“第二嫌疑人”的重要性，要么他就是真凶，否则他一定能够证明谁是真凶。

“老法师”季宗棠提醒侦查员，被害人死亡时间是3月31日，排查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一天。嫖客是灰色人群，指纹比对，要重点关注留底人员，排查年限可以1960年为原点，先逐年向前推，没有，再逐年往后推。

按照这一部署，案件侦破很快迎来转机。

通过对北站附近站街女的深入查访，有个与阿莲认识的站街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3月31日晚上10点左右，她和阿莲一起“站街”，一个骑着红色“霸伏”助动车，穿着西装的男人与她们搭讪，然后挑中了阿莲。这个男人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两人谈妥价钱后，阿莲就上了男人的“霸伏”助动车，去了她的租住小屋，当时她还挺羡慕阿莲，刚出来就拉到了生意。

根据这一条线索，侦查员随后又对阿莲租住小区进行了详细排查，住在阿莲隔壁的一个女青年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3月31日22点，她下中班后坐公交车回家，因为前两年上海闹过连环敲头案，男友担心她的安全，每天都在公交车站等她下车，然后骑助力车送她回家。

那一晚，男友将她送到小区楼下时，大概23点左右，两人正在楼道门口卿卿我我，有一对男女勾勾搭搭地走进了隔壁单元，那女的她认识，就是阿莲，当晚穿一件鲜红色的连衫套裙，那男的大约四十岁，蛮高，至少一米七五以上，身材较瘦，穿一套西装。

综合这两条线索，骑红色“霸伏”助动车，穿西装的瘦高男子，就成了下一步的排查重点。

就在这个时候，在电信部门的帮助下，侦查员们又掌握一条重大线索：阿莲的手机号是在广州开户的，4月1日4时05分这个手机号曾给上海曹家渡的栾家打过一个电话。结合阿莲的死亡时间看，这个时间点阿莲已经遇害，那么拿她的手机打电话的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凶手。深更半夜，他为什么要给曹家渡的栾家，打这个电话呢？

就在侦查员们为此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指纹比对获得重大突破。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中心指纹室的指纹识别对比系统详细比对，1958年出生的栾某留底指纹与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一致。

栾某？

那个深夜电话也是打给曹家渡姓栾的？

这难道是巧合！

当看到栾某的档案时，侦查员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栾某，刑满释放人员，家住曹家渡某弄某号，1977年因强奸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1982年、1983年、1987年和1990年因盗窃罪和抢劫罪，又先后四次入狱；1992年底因为强奸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1997年刚刚刑满释放。

沿着栾某这条线索，展开深入调查，侦查员很快掌握了更具体的情况，家住曹家渡的栾家，登记户口为5人，一对老夫妇和三个儿子，大儿子是残疾，领残疾证在家里吃低保，小儿子因为盗窃罪还在监狱服刑，只有二儿子栾某在1997年年底刑满释放不久，目前没有正当职业。

综合这些情况，侦查员们认为拘审栾某，刻不容缓。

当侦查员对栾某实施抓捕的时候，有两个“铁”的证据随即浮出水面：栾某的右手虎口处有指甲留下的抓痕；一辆红色“霸伏”助动车，赫然停在栾家的门口。

栾某到案后，“老法师”季宗棠二话不说，先命令栾某将上衣脱掉。

栾某将上衣脱掉后，侦查员发现，不光右手虎口处，他的胸前、后背也有一道道指甲留下的抓痕。

在预审室，栾某起初还想抵赖，说身上的抓痕是3月底4月初夜里脱衣服和人打架留下的。

预审员当场喝道，3月底4月初，夜里温度多少，你知道吗？你脱衣服打哪门子架？

“老法师”季宗棠说，不用讲了，带他去验指纹和DNA。

经过技术查验，现场提取到的指纹、DNA与栾某全部对上，在“铁”的证据面前，栾某再也无力狡辩，垂头丧气地交代了自己杀害阿莲的全部犯罪过程——

3月31日23点左右，栾某与阿莲谈妥价钱后，来到阿莲那间幽暗的小屋。事办完，已经是4月1日3点左右，阿莲要栾某给200元钱，栾某听了很生气，说在街头谈妥的是150元，怎么现在坐地起价，又要200元。阿莲说，你玩的时间长，就得给200元。栾某说，我身上就170元，剩下的30元你让我哪里找去。

阿莲听了就嘲讽栾某是穷鬼，赤佬，出来风流，身上连200元钱都掏不出来。

那时候，阿莲的幽暗小屋，就像一条死胡同。

栾某觉得自己不仅受到了欺骗，而且遭到了羞辱，一怒之下，便钻进死胡同，与阿莲争执起来。

死胡同里的争执很难控制。

阿莲的反抗很激烈，一双手拼命的抓扯，这进一步刺激了栾某，后来他拿起阿莲的拎包，用包带将阿莲活活勒死。

为了羞辱阿莲，栾某最后扯掉了阿莲身上穿的内衣，拿走了她的手机和BP机。

走在漆黑的夜路上，栾某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嘴里仍在不停地辱骂阿莲。骂着骂着，他开始怀疑阿莲的手机会不会是“大兴货”，于是下意识地用这个电话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刚打完，栾某就后悔了。

但一切为时已晚，他只能一头将自己埋进黑夜里。

······

交代完自己的罪行，栾某问季宗棠，要是没打那个电话？是不是你们就捉不住我？

季宗棠反问，你以为自己是因为那个电话才落网的？

栾某没有回答。

之后，他莫名其妙地重复着一句话，那个电话，让我心虚。那个电话，让我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