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3日，上午，小胡家咀（现安庆市望江县胡家咀）村东。
皖江区沿江行政办事处主任张格才推开院门，迎面便“忽地”怼上了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别动！”
当天，乌沙夹据点的日伪军获悉小胡家咀村内藏有新四军，随即出动了十几人前去搜捕，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众人才开始搜村儿，便抓到了对方的一个“大官”。
随后，张格被带回到乌沙夹据点之内，当夜，日伪军便对张格进行了突击审讯，然而，甭管敌人是如何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张格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不知道。
眼见从张格口中问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据点内的日伪军，随后将之押送到了安庆的日军“觉醒团”内。
这个所谓的“觉醒团”，其实是监禁、蹂躏我抗日军民的集中营，位于前安徽大学之内（后改为安庆师范学院）。当时，这个“觉醒团”内关押了五六百名抗日军民，其中新四军方面的指战员、地方工作者大约有一百来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官兵、部分爱国青年，以及不少的无辜百姓。
张格被关入“觉醒团”内之后，整天遭受日军看守殴打，被逼着干苦工，经常吃剩菜剩饭，在其中生活得如同牛马一般。
期间，组织上曾派出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之四下奔走，不遗余力地疏通关系，希望能够将他营救出来。
其中，我方内线姜毅曾受组织委派，策划着将张格营救出来。为此，姜毅还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最终让张格相信了自己，随后两人商议了数次，筹备好了逃离德军计划。
然而，就在计划实施的前一天，姜毅这边突然没了消息，后来才知道是日军方面，将姜毅临时调换了工作。
辛苦筹备的营救计划，最终功亏一篑。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之后，安庆当地的日军上下，个个如丧考妣，守军士兵们更是陷入迷茫之中，彷徨不知所措。
此时，安庆的日军正面临着是投降国民党还是新四军这边的抉择。
当时，“觉醒团”内不少国民党军官、士兵，十分躁动，他们不住地游说、蛊惑日军，释放狱中的国民党军士，并将一众新四军全部处决。
当时，“觉醒团”内暗流潜行，张格等一众新四军军士们，精神紧绷，时刻防范着敌人突施毒手。
8月19日，下午，躺在牢舍墙角的张格，突然听到监门被人打开，进来的日伪军看了眼牢舍之后，吆喝着让张格起来，快快随他们去见他们平山长官。
他们口中的这个“平山长官”，叫做平山正雄，是安庆宪兵队队长。当天平山正雄派了一名士兵，来到了安庆“觉醒团”所在处，找到了张格。
“快起来，跟我去宪兵队，平山长官要找你谈一谈。”那名士兵催吼道。
在前些年，宪兵队来“觉醒团”要人，从来都是说去谈一谈，但被转押到宪兵队的人，大多数却最终都没能回来。
因此，当日本宪兵队士兵来“觉醒团”提人之时，张格周围不少人都向其报以悲悯之意，心里猜测着张格随后可能遭受的种种不幸。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格此番竟然有惊无险，随后还因为此行而顺利逃离了日军的魔爪。
当然，这也出乎了张格的意料，七十年代末，张格向地方文史工作人员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唏嘘不已，“我也没有想到，宪兵队的那名日军军官，竟会故意把我给放了。”
张格被带到宪兵队时，已经是临近黄昏之时，日军士兵将他带到平山正雄的办公室内。
当时平山正雄正坐在办公室的桌案处，伏案疾书，见张格被带到后，平山正雄便起身合上了书本，上下打量了张格一番之后，竟什么话也没说，便直接转身出了门。
一时间，偌大的一间屋内，就剩下了张格一人，因为被押来的时候，那名日军士兵并没有用绳索将张格捆住，因此，此时的张格手脚都是自由的，完全可以自由走动。
看着空荡荡的屋内，以及屋外静悄悄的情形，张格原本已然磨蚀数月的希冀，再次炙热起来。
“我得趁他们不在，赶紧跑！”
当时的张格，也来不及分辨敌人到底是不是在试探自己，眼见绝好的越狱脱逃机会就在眼前，张格随即决定，不能犹豫，必须立即逃跑！
打定主意之后，张格取下墙上挂着的日军军服，随后快速套在身上，然后从平山正雄办公桌上拿过来水杯，捧在手心当中，随后踱步出了门。
到了宪兵队门岗处，张格故意低着头，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通过了门岗，最终逃出了日军宪兵队。
出了门，张格闪身藏入附近的巷道之内，然后探头向外观察，在四下瞭望了一会儿，确认没有敌人跟踪之后，张格随后便快速向东而去。
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那就是当日，没怎么来过安庆的张格在紧张的逃亡过程当中，竟然迷路了。
最后，张格摸到了肖家桥附近的一个旅馆之内，张格对旅馆老板娘说自己是日军抓的民夫，现下从鬼子手里逃了出来，请对方搭救自己一下。
那老板娘也是古道热肠之人，听罢张格的话，对他深表同情，随后，老板娘将张格找机会送出了城门，然后又给他雇了一条小民船，将之送到了八都湖一带，在此，张格最终找到了组织，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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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安庆文史资料》，汪治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