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4日，临汾战役结束后半个多月，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在洪洞曲亭镇召开祝捷大会，时任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也出席了祝捷大会。
根据中央批准，徐向前正式授予了八纵23旅“临汾旅”的光荣称号，并将一面印有“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授予23旅，时任旅长的黄定基以及政委肖新春亲手把旗子接了过来。
“临汾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全军唯一一个授予旅级（师）单位的荣誉称号，从此以后再无第二个。
首任旅长黄定基，也因此而名声赫赫。
可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定基逐渐名声不显，原因无他，因为早在1951年，黄定基便因病去世了，享年只有39岁，他甚至没能赶上1955年新中国举行的授衔仪式。
一华北军区第八纵队的前身就是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
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成立时间是比较晚的。
根据纵队司令员王新亭（1955年上将）回忆，1947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召开了整编会议，决定扩大野战军的规模，根据军区指示，抽调太岳军区22旅、23旅以及独立二团、警卫四团、五十六团组成的新24旅建立八纵。
当时，八纵成立之初，22旅就被调去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作战，后来就归了四纵建制，改称12旅。
毫不夸张的说，八纵成立之初就有先天不足的情况。
剩下的两个旅中，24旅是纵队成立之初抽调太岳军区部队成立的，根据王新亭回忆，这支虽然也是善战的部队，但因为部队组成绝大多数都是抽调地方部队组建而来，正规兵团作战经验并不足，战斗力算是比较弱的。
唯一能够称得上战力的，就只有组建稍早的23旅（1945年12月），下辖的各团也都是抗战初期组建的，经历过很多次作战，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
该旅首任旅长即是黄定基，政委肖新春（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当年徐向前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后，手头可用的正规部队不太多，所以对23旅格外重视也就不足为奇。
黄定基是老红军出身。
1913年，黄定基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南阳乡洪田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黄定基有兄弟姐妹八人，本来指望家里添丁能增加劳力，但没想到老父亲为了养活人家，过于辛劳，在黄十岁时即撒手人寰，家里就只剩下孤儿寡母度日，黄定基因年幼，只能在村子里红白喜事时混饭吃，有时偶尔当吹鼓手，受尽了嘲笑。
也因此，黄定基下定了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9年2月9日，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在大柏地全歼国民党军刘士毅两个团，并在3月在长汀县附近又歼敌一个旅。
红军打下长汀后，在当地建立起了人民政权，黄定基也是在这一时期参加了赤卫队，同年7月下旬，黄定基参加红军，任号手，并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
黄定基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31年到瑞金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调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0一团任连长。
至长征结束时，黄定基已经担任了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代理营长。
抗战爆发后，黄定基被调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晋西事变后，黄定基随大部队回到八路军，不久后出任决九团团长。
也因为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黄定基多次受到129师刘邓首长的称赞。
这里还有个故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同年9月，黄定基被派往阎锡山部队做统战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把自己原名“黄定成”改名为贾定基。
整个抗战时期，黄定基都是以“贾定基”的名字在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给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写信，请求恢复本名。
不料刘伯承司令员看了报告以后，不同意他改回原名，因为“贾定基”这个名字过去抗战时候便功勋赫赫，影响比较大，因此只批准他改回原姓。
1945年2月，在硝烟的战场上，经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以及决九团政治部主任张向善牵线搭桥下，黄定基与19岁的地方女干部史兰英结为夫妻。
二过去战争年代，因为条件有限，黄定基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的肝病特别严重，有时病情一发作，疼的连路也走不了。
1945年10月14日，平汉战役爆发，国民党军战区副司令马法五、高树勋率领40军以及新八军从新乡出发，沿平汉铁路进攻晋冀鲁豫根据地。
当时，黄定基也率领决九团随同主力九旅一起作战，后来高树勋起义以后，黄定基迅速交割了防务，率部出击磁县以东的魏庄地区。
可当时黄定基的肝病已经发作，是命令警卫员把他抬到团部指挥战斗的，副团长张振华本来是要接替他指挥的，一见他过来，责怪他：
“你带病上来干什么，赶紧去休息，一切有我指挥。”
黄定基也只是摆了摆手：
“仗打的这么激烈，我在后面怎么蹲得住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同敌人战斗。”
黄定基带病到一线指挥战斗，激励了全团的将士们，他们奋力打退了敌人进攻。
也因为战争年代频繁作战，黄定基很难有休息的时间。
1947年8月，八纵组建以后，黄定基任23旅旅长，后来参与了三打运城的战役。
同年10月，二打运城时，黄定基人不在前线，而是在后方翼城养病，当他听说部队打运城后，坚持要求到一线去，上级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始终不同意，一直到23旅即将发起战斗，上级才架不住他一直请求，同意了他到一线。
事实上，23旅指战员们也很挂念黄定基。
据曹振邦回忆：
“当初二打运城时，战士们不知道黄定基旅长因患病到翼城住院治疗，一看到我们总要询问、打听:'怎么这段时间看不到旅长了？他到哪里去了？'一听说旅长患病住院，就都很关心地询问他的病况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出院等等。说明全旅战士都很想念他，都希望他早日病好出院指挥他们打仗。因为战士们知道，如果旅长在部队，他的身影总要出现在战斗前沿，出现在战士们中间。他不是到前沿看地形、侦察敌情，就是到突击部队指挥战斗。就在二打运城的总攻前，在翼城治病未愈的旅长着急地赶回运城前线旅指挥所。”
黄定基抱病前往一线指挥，在平陆西北朝阳至贤良村地区阻击援敌时，差点被流弹击中，但黄定基岿然不同，平稳指挥作战。
三打运城时，是黄定基指挥23旅率先采取了挖掘破城坑道的做法，并指挥战士们把炸药埋设在运城城墙之下，北城门段的城墙立即炸开一个十多米宽的大缺口。主攻的69团就是从这个打开的突破口，突破进城中，并随同二纵（王震）全歼了运城守敌。
运城战役，开创了我军在缺乏攻坚重武器的情况下攻破敌守备坚固的城市的范例，消息传到后方以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高兴地说：
"运城一战，不仅把守城的敌人全部消灭了，而且在精神上也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和固守据点的信心。因此，这一仗的作用是非常之重大的。它是攻坚战的典型歼灭战之一，战斗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1948年3月10日，徐向前指挥大军进攻临汾，战术上仍然决定采取进攻运城时的经验，但因为敌人有所防备，十三纵38旅连续挖掘了多次爆破隧道，都被敌人抢先一步破坏。
当时，徐向前点名具有经验的八纵23旅出动，可不凑巧的是，黄定基那时病情发作，肚子鼓的硬邦邦的，周围的战友都劝说他休息，但都被他严词拒绝：
“徐总都带病来牵线指挥，我怎么能躺着休息呢？”
黄定基不顾病重，亲自赴一线指挥作战，因为病情原因，他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警卫员以及随军的医生劝说他好好休息，但黄定基却坚决表示：
“再重的病也只有打下临汾再说。”
也因此战中的贡献，八纵23旅荣获“临汾旅”的光荣称号。
三黄定基的身体越来越差，直至太原战役前夕，已经几乎累垮，但他始终拒绝休息，一直到纵队、兵团乃至军区首长亲自下令，他才无奈的去了太谷驻地休养。
可黄定基人在后方，心里却一直记挂着前线，他知道，总攻太原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因此非要参加不可。纵队、兵团层层上报，徐向前考虑再三，才同意了黄定基的请求。
总攻太原前夕，黄定基又病倒，当时“临汾旅”已经改番号为60军179师，师里不少干部仍然劝他休息，但黄定基不听。
当时，徐向前也病重，正在榆次休养，党中央毛主席听说消息后，专门派了医疗团队到榆次，可徐向前听说医疗队到后，立马就想起了患肝病的黄定基和患神经衰弱的门国梁。
“把黄旅长与门科长一起叫来了，请医生会诊。”
太原解放后，部队撤了下来。
黄定基那时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经兵团党委讨论后一致同意，把黄定基安排到北平接受治疗，鉴于战事已经结束，黄定基这才同意赴北平治疗。
得益于此，黄定基幸运的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
那时华北军区十八兵团已经归了一野，大军已经南下，黄定基病情稍稍稳定后，就急着随部队南下，但中央军委干部部考虑到他身体问题，准备将他留在北京，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黄定基一听就不乐意了，坚决要求回野战部队，中央以及十八兵团部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1949年10月中旬，黄定基动身南下，重新指挥179师，至西南解放。
同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黄定基调任川北军区南充军分区司令员。
不过，因为身体原因，黄定基为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而是选择留在后方。
1951年9月，黄定基的病情已经恶化严重，随时会危及生命，川北军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上报西南军区首长，西南军区首长紧急上报后，北京下了严令，要求西南军区总院派专门的医生赴川北把黄定基接到医院治疗。
军区首长对黄定基的病情很是关心，还专门叮嘱医院：
“一定要竭尽全力抢救。”
当时，医院几乎所有专家都投入到了对黄定基的治疗，并且李达还专门请了苏联的专家一同参与会诊。
可惜遗憾的是，黄定基还是因为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51年9月20日去世，享年39岁。
作为黄定基的老首长，徐向前始终对他印象很深刻，八十年代初，徐帅已经八十多高龄，偶然听说“临汾旅”老旅长黄定基的墓被毁坏了，气愤之余立马给成都军区打电话，要求军区会同地方政府限期修复黄定基的墓，还要重刻碑文。
徐帅爱兵如子，对黄定基那一定是怀有很深感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