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运泰 邢炳南/文

冯玉祥是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幼年没有上过学，晚年号称“丘八”诗人；他迷信过基督教，也参加过大革命；他和苏联有过直接联系，最后又为参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会议，在归国途中死于苏联船上。他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多与众不同，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敢做，别人说不出的话，他敢说，敢想敢干。

冯玉祥当兵前后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童年时名叫冯二保。父亲原是个泥瓦匠，由于收入不能维持全家生活，又到张姓地主家当长工。张的儿子请教师学习武艺，准备应试科考。冯父一方面侍候地主儿子练武，一方面自己也趁机练些武艺。后来冯父便随张的儿子同去应考，结果只有冯父一人考中了武秀才。可是武秀才并不能当饭吃，生活依然异常困难，最后便到当时的淮军中当了兵。武秀才当兵，在当时军队中是最受欢迎的，因他有较好的武艺基础，加以冯父为人勤劳忠厚，后来便逐渐升为队官。升任队官后不久，淮军便在保定一带大事整编，冯父因无人情，即被编余，在此情况下只好暂时在保定住闲。冯母游氏山东曹州人，去世较早，死时冯玉祥尚在童年，其生活多依靠嫂嫂的照料，因此对嫂甚为尊敬。冯显要后，每遇闹脾气或有不易解决的问题，其周围便请冯嫂来为讲情，不论事件大小，均可不了了之。冯父被编余后，全家寄居保定，日子一长，生活又发生困难，最后决计返原籍巢县。因路费不足，便让冯玉祥留在保定当了兵。当时补兵不易，通过人情说合，才冒名顶替冯玉香当了兵，过了一个时期，方才改名冯玉祥。冯入伍后，经常受到同棚老兵们的欺负，在吃饭时，便有人说，冯玉祥个子大，吃的多，不能再吃菜，就不给冯分菜。冯在家没有上过学，深感不识字的苦处，入伍后想抽暇读些书。冯读书时，便有人说，你念书妨碍我们的安静。冯便不敢大声念，改为默读。夜间冯在灯下看书，那些人又说，这是大伙的灯，不能供你看书，冯便自置小油灯看书。

他们又说，我们要休息，你不能随便点灯，冯便把灯放在硬纸盒中或被窝里来看书。

冯有时练习写字，那些人便故意摇晃桌子，冯请他们不要摇晃桌子，他们的回答是，桌子是大家的，许你写字，就不许我们摇晃吗。冯对这一系列的挑衅，总是逆来顺受，抱着忍让的态度，不与争辩。当时同棚的谷良友，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对冯玉祥处处受气，极为不平，他经常出来为冯辩护，责备那些对冯刁难的人是无理取闹，欺负好人，由于冯玉祥的忍让涵养，加上谷良友的直言指责，使得那些人对冯的态度逐渐好转，不再无理取闹，因此冯对谷良友深为感激，后来谷良友在冯部曾充团、旅、师长等职，惟其日常生活极为不检，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骄傲自大，无人敢惹，冯玉祥对所部的纪律要求素来严格，但对谷良友的一切不法行为，则因旧日的关系，便睁一眼，合一眼，不予深究。冯玉祥做了督军、督办之后，时常对官兵说：“我人伍当兵时，并未想有今日。那时我只想好好遵守军规，多勤劳一些，抽暇读书写字，当一个好兵，慢慢地攒上二斤银子，把父亲接来，住上个时期，吃点喝点享受享受。后来由于自己能守规矩，又肯苦学苦练，常受上级嘉奖，所得奖金，就已超过二斤银子：这时自己的想法又前进了一步，便想将来闹他个一官半职，岂不名利双收。”从冯当兵时的情况来看，显然是因生活无着，开始只是有二斤银子的想法，继而又想闹个一官半职，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冯玉祥少有大志才当兵的。冯玉祥从当兵之日起，即肯于勤学苦练，逐渐由班长而军官，一贯保持读书写字的良好作风。因此冯后来不但能自行批阅公文函电，而且批的很有文采。例如1929 年冯曾亲起电稿骂吴稚辉，记得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苍然老贼，皓首匹夫，既不言党，又不讲国，甘作一人之走狗，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於地下。”冯晚年时，还经常写些诗歌类的小作品。抗战期间，自号“丘八”诗人，冯死后，他的作品被人编为《冯玉祥诗歌集》一书流传于世。冯从读书写字中，不仅取得应有成果，而且体会到读书写字对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冯对所部士兵，从入伍之日起，除操课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写字。在部队中，编有《六百字课》、《精神书》、《军人读本》、《连长宝鉴》、《军人宝鉴》等小册子，以供士兵和初级军官阅读。并经常以个人考试，团体比赛等方法，来督促学习的进展。

冯玉祥与基督教

冯玉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人们常以基督将军称之。在1919年之前，他便是基督教徒，只是从1919年起，方在部队中大事传播基督数。1926年冬，冯由苏联回国，统率原西北军参加了当时的大革命战争，从此便不再谈基督教了。兹将其在部队中传播基督教的始末，概述如下：

1919年，冯玉祥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兼任湖南常德镇守使。当时十六泥成旅辖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工兵、骑兵、机关枪各一营。一团长李鸣钟，二团长张之江，三团长张树声，四团长张维玺，炮兵团长鹿钟麟。全旅均驻常德附近。冯之内弟刘某（忘其名）亦随冯住使署后院楼上。刘某患有精神错乱病，虽经多方医治，迄未痊愈。当时常德基督教英籍牧师罗感恩以善治病闻名。冯以教友关系，特请罗牧师为刘某治病，并亲陪罗牧师一同来到刘某的病室。刘某见冯领着一位白发苍苍、花白胡须、蓝跟珠、高鼻梁的外国人来，便怒目相视，疯病大发，当即拿起不知何时弄来的手枪，向罗牧师连发数弹，罗牧师当时即被打死，冯玉祥亦受轻伤。冯当时认为罗牧师系外国人，被病人无故打死，必将引起极大的麻烦，深为忧虑。当即请罗牧师之妻来使署共商善后。罗妻来后，询明罗牧师被打死的经过后，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对冯说：“冯旅长不要怕，我们是基督教徒，今天罗牧师为救人而被病人打死，正达到舍己救人的目的。罗牧师的肉体虽死，其幽灵定然上升天堂。”冯以3000元为罗牧师治丧，罗妻不受，改赠其子女求学费，亦坚不受。由于罗牧师之妻对罗被打死，不仅没有节外生枝，引起国际交涉，反说为救人而死，以基督徒来说，是死得其所。这使冯对基督教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从此冯玉祥不仅自己笃信基督教，而且认为在部队中宣传基督教，对维持军风纪和部队团结是有好处的。因此冯便时常请牧师们为所部官兵讲圣经，作祷告，有时冯亦亲自领导部队作礼拜。

冯玉祥任常德镇守使时，曾与南方护法军有所联系，同时也受到湖南实力派的排挤。其时又适逢外蒙古闹独立运动，因此冯便决意以增援库伦为名，率部北上，1920年七八月间，冯即开始执行其北上援库计划。惟部队北上必须经过湖北的武昌、汉口，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即驻武昌，王对冯素无好感。为安全计，冯即请外籍牧师戈林以基督教名义，先到武汉打听王占元对冯的态度。戈林到武汉后，得悉王占元企图趁冯部经过武汉时，解除其武装，最后将其全部遣散。戈林当即将王占元的企图，秘密报告于冯。冯玉祥原计划分四个梯队，乘船经洞庭湖到武汉，然后沿京汉线北上。当得到戈林的报告后，便改变原来以梯队为单位的行军计划，令先头梯队到达藕池口后，戒备待命，俟全军到齐，再听命前进。部队在藕池口集结完毕，冯即将王占元的企图告知部属。为了应付万一，冯将所部重新部署，以战备行军姿态集结前进，使全军同时出现于武汉的鲇鱼套附近江面上。王占元见冯已有戒备，便放弃原计划，反向冯表示亲善，并拿出一笔款项和大量酒肉水果来慰劳冯军。冯亦虚与委蛇，表示谢意。冯部在武汉少事休整，便开向河南信阳驻防。由于戈林牧师报告，冯部在戒备情况下，安全通过武汉。因此冯便进一步认为基督教大有可利用之处，同时也更坚定了在全军中推行基督教的信念。冯到信阳不久，便将原来准备给罗感恩牧师治丧的3000元，建造了一座纯木制的活动房屋，作为本军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并在大门上悬一题字“思罗堂”的匾额，以纪念罗感恩牧师。

1921年，冯率十六混成旅随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驻防于西安附近。此时冯玉祥已由阎相文的保荐，升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阎相文自杀后，冯即以十一师师长继阎相文为陕西督军。1922年夏，冯玉祥为了增援曹、吴所发动的直奉战争，将陕西督军职务交给刘镇华代理，率所部十一师离陕。奉军失败后，冯在曹锟、吴佩孚的指使下，赶走豫督赵倜，冯便继赵倜为河南督军。冯任陕西督军时，即将原在信阳建造的活动房屋“思罗堂”，移至西安黄城（后改称红城）内。冯任河南督军后，又将“思罗堂”移至开封演武厅。1922年冬，冯因与吴佩孚不和，出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此时冯仍兼任十一师师长，并辖有第七、第八、第二十五等三个混成旅，均驻北京南苑附近。冯在保定还筹建过一座医院，取名“思罗医院”。冯玉祥从 1919年在部队中传播基督教起，一直到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全国的基督教徒，及外籍教徒，对冯的言行极其支持，对冯的私事亦竭力协助。冯对他们也尽量拉拢，彼此甚为亲密。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冯对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深为愤恨，曾电各地基督教会，特别是外籍传教师，要求他们以教会名义出来说些公道话。但是电报发出后，竟无一人响应。此时冯才有所觉悟。原来当时的教会，均被外国传教士所把持，而外国传教士又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从此冯对外国传教士，便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冯玉祥由于自己信仰基督教，因而便在部队中宣传基督教。起初在部队中仅仅是趁部队的集合、操练、上课等时机，顾便宣传基督教，有时也请外边的牧师们来讲话。由于这种关系，部队中信基督教的人日渐增多，特别是重要的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都信了基督教。此时冯玉祥已看到在部队中传播基督教，对维持部队纪律，巩固私人团结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均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看到所部将领们，均已信了基督教，在部队中大事传播基督教，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冯督陕时，便开始在部队中设置牧师，专作部队的传教业务。冯任陆军检阅使时，部队中的牧师已逐渐增多，发展到每团都有一个牧师。牧师们不仅在部队中传教，而且对官兵教育事项，也常参与。牧师们在部队中，地位甚高，到处受到官兵尊敬。全军所有官兵，不论是否为基督教徒，每逢星期日，均须在牧师的领导下作礼拜，由牧师讲圣经，作祷告，也有牧师讲完后，让部队长作祷告。作祷告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如吃饭时，便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饭吃；睡觉之前，便感谢在主灵的庇佑下完成一天工作；遇到不易解决的问题，便求主赐给智慧；生了病，便求主给予治疗；在作战时，便求上帝保佑打胜仗。总之认为上帝是万能，只要真诚信仰上帝，不论任何问题，都可以祈祷上帝，寻求解决。星期日作礼拜，在部队中已成为制度。士兵在星期日，除了清整卫生内务外，还必须作礼拜，毫无休息时间。因此星期日，对士兵来说，不但不受欢迎，反而深为厌恶。部队中真诚信仰基督教者固然不少，可是根本不信者亦大有人在，半信不信者实为绝对多数。但是所有军官与士兵，为了迎合上级的心理，以易于早日升级，不论是不是真诚信仰基督教，从现象上看，都是张口上帝，闭口救世主，似乎对基督教都很信仰，有些士兵，每当离开上级，便开玩笑说：“圣经上说：有人打你左脸，你再给他右脸。来!给我右脸。”此种玩笑，是经常能够听见的。一般中下级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当着上兵时，也好像是个真正基督徒，一离开七兵，便也原形毕露，不再装模作样了。在高级将领中，最迷信基督教者，首推张之江。冯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张之江任团长，冯升师长，张即升旅长，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1926年元月，冯通电下野去苏联，张即继冯任西北边防督办。由于张之江在西北军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且对基督教信仰最深，因此基督教能在部队中大事传播，张之江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1925年冬，西北军与东北军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作战，张之江系西北军总指挥，驻杨村，每日都要祈祷上帝，让战事早日获胜。后来李景林失败，由天津撤至马厂一带，张又作祷告感谢上帝的庇佑。1926 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在南口一带对西北军发动进攻，当时冯已下野去莫斯科，西北军由张之江统率。有一次张集合干部学校和督办公署卫队作礼拜，亲自作祷告说：主呵，张作霖、吴佩孚发动内战，妄想武力统一中国。他们好像一只船在大风浪中，迷失方向，愿我主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回头登岸……把战争胜败和个人思想转变，都祈灵于上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西北军由察哈尔经晋北撤至包头、五原一带后，冯玉祥即带着一些苏联顾问，由莫斯科回国，在绥西收容撤回的部队，并于1925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全军参加北伐大革命。同时将西北军改称国民军联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不久，便率部经宁夏、甘肃、西安，东出潼关，于1927年夏，与由武汉北上的北伐军会师于郑州。从五原誓师全军参加大革命之日起，部队中即再也没有作过礼拜和祷告，再也听不见什么“上帝”、“救世主”等声音，所有的牧师们，不是改做其他工作，便是离此地他往。基督教在西北军中就这样忽然结束了。部队中的牧师取消后，增设了政治员；礼拜取消后，代以每日作朝会。朝会开始时，先唱《国际歌》，然后由政治员或部队长讲革命理论，当时官兵们都说，总司令从苏联学来一套革命理论，所以便不再念那基督教了。

另外还有两点须加以说明：第一，是冯玉祥和苏联的关系。因为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便开始向苏联靠近，1925年起，即聘有苏联军事顾问，逐渐同苏联发生关系。同时为了保持与苏联的国际路线，虽然在名义上是西北边防督办，专门对付外蒙的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和外蒙独立政府友好相处。当时西北军所用的苏联枪炮弹药，都是经过外蒙运进来的。第二，冯玉祥虽在部队中大事传播基督教，但他的基督教不同于其他基督教，它不属于一般基督教的系统，而是独立门户，自成一家。牧师由自己聘请适宜的人充当，所有一切经费，都是自筹自用，和其他的基督教会，只有横的联系，并尤纵的关系。

冯玉祥的作风

冯玉祥日常生活勤俭朴素，而且要求其子女和部属也必须勤俭朴素。其对待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极为严厉苛刻，但对士兵则关怀备至、和蔼可亲，形成相反的对照。现将冯玉祥一些较为突出的事迹，写出几件以飨读者。

1.对子女 冯玉祥经常以勤俭朴素教育子女，说冯家祖辈都是穷人出身，应该牢牢记在心头。并严令他的随从者，不准以少爷小姐称呼其子女，免得使子女们养尊处优，养成公子哥儿习气。1924年冬，冯玉祥由陆军检阅使调任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的土儿沟。当时冯指定副官陈士魁专门管理其私人的开支用项。有一次冯叫陈士魁拿私人用项账目来，亲自检查，发现其中有水獭帽子一顶、头等火车票一张。

冯问帽子和火车票是谁用的?陈士魁说：帽子是冯鸿国（冯的长子）戴了，火车票是冯鸿国由北京回张家口时用的。冯当即将冯鸿国叫来，并将房门关上，便怒气冲冲、声色俱厉地问鸿国道：你爷爷是干什么的出身?答是泥瓦匠，也当过长工。又问你爸爸是干什么出身?答是当兵出身。冯听后，便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地将冯鸿国一连揍了几个耳光，令其跪在地下，说你这小子既知爷爷、爸爸都是出身贫寒，你今天竟然戴水獭帽子，坐头等火车，你配吗?说罢又打。当时驻在督办公署附近的卫队旅长冯治安、炮兵旅长孙连仲等前来求情，连门也没叫开。冯夫人李德全也一样叫不开门，只好站在门外进行劝解。最后大伙把冯大嫂请来说情，这才把门叫开，将冯鸿国从地下拉起来。此时冯由于冯大嫂的情面，虽然不再打骂，但怒气仍未完全平息。在冯大嫂走后，又立刻将鸿国用铁链子锁起，派人送交兵工厂（冯自设的工厂）厂长尚德胜，令其严加管教，并规定让冯鸿国每天都要按时参加厂内的铁木工劳动，以示惩处。

2.对军官 冯玉祥对待所部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要求十分严格，甚至有些地方要求过于苛刻。例如冯做陆军检阅使时，所部驻北京南苑附近，使署定有战术讲堂，全军军官必须按时听讲，不准无故不到或迟到。有一次上战术课时，时间已到，冯命教官开始讲课，同时命令把课堂门关上，让来迟者，站在门外，听候处理。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来时，讲堂门已经关上，当即站在门外等候。战术课讲完后，冯即将宋哲元叫进米，严肃地说：当旅长应该为一般军官作表率，你今不能按时来听课，该怎样办?宋答：愿受检阅使的处分。冯当即命随从人员将宋哲元按倒，打了五棍。宋哲元挨打后，爬起来以立正姿势给冯敬了一举手礼，并说谢谢检阅使的教训。1926年冬，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全军参加北伐大革命，并定有烟酒嫖赌在所必戒的禁令。1927 年春，骑兵第五师师长赵守钰以第二集团军特别党部委员名义，向冯报告：师长韩占元、军长石友三等在宁夏有嫖赌行为。冯接报告，大为震怒。不久韩占元率部到西安，冯即以部队纪律不严为词，将韩占元撤职交军法司镣押。石友三过西安时，内心甚惧，深恐为韩占元之后继。惟因当时豫西已发生战事，前方急需部队增援，故冯仅以纪律不好，将石友三申斥一番。并令石友三即日率部东出潼关参加战斗。石友三事后对人说，自己未受处分，确实出乎意外。1928年，驻新乡部队某营四个连长在一起打麻雀牌，被军法处抓住，冯得报告后，即将四个连长枪毙于新乡车站。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在河南叛冯投蒋，人们都说韩、石叛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冯玉祥对待将领过于专横苛刻。此种看法，也许并非无稽之谈。

3.对士兵 冯玉祥对所部将领，确有封建家长作风，不仅独裁专横，而且严厉苛刻。因此将领们见冯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动辄得咎。但冯对士兵，则完全相反，另有一套作法。士兵们都认为冯是一位可亲可近可敬可爱的上级。他每于公余之暇，时常亲自到部队的厨房内，检查饭菜做的好坏，到班内询问士兵能否吃好，以及操练学习的情形如何，有无受屈情事，并询问士兵家庭情况，是否常通信等。又考虑到公开检查询问，不一定能完全了解真实情况，便利用夜间连队熄灯后，到班内偷听暗访，让警卫员先到预定要去的部队门口，将卫兵安置好，不准声张，不准报告，然后自己慢慢地混进兵棚子，找空隙躺下装睡，从暗中听取士兵对各级军官的评论，对生活操练学习各方面有何意见。从而了解各级军官的好坏和士兵生活操练学习的真实情况。每逢星期天，冯常到连队巡视，遇到士兵互相剃头时，便指导如何执刀，如何运用刀等。有时看见士兵用刀子不得法，或者剃得不干净，便接过刀子亲为士兵剃头。有时冯还到澡堂（部队自设）中，和士兵一起洗澡，不仅谈笑自如，还不拘形式地和士兵互相擦背。有时在连队时看士兵洗脚，遇有病号洗脚吃力，冯便亲自下手为他洗脚。由于冯能经常和士兵们接近，就使得士兵们感到冯玉祥并不严厉可怕，而是和蔼良善可爱可敬的一位上级，甘愿为他使用，甚至好几年不发薪饷，士兵们也少有口出怨言，或者开小差的。

4.乘铁门火车 1927年夏，在北伐胜利进展的形势下，冯玉祥派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由豫西沿陇海线东进。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也派唐生智部由武胜关沿京汉线北上。两路大军1927年6月初会师郑州。当时蒋介石已经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形成宁汉分裂的局面。因此冯的态度如何，对时局，确有极大的关系，武汉方面为了争取冯玉样，共同反对蒋介石，便电约冯玉祥来郑州会晤，这就是所谓的郑州会议。武汉方面的谭延闿、汪精卫、孙科、邓演达、徐谦、唐生智等，先冯一日到达郑州，次日冯玉祥由潼关乘火车来郑州，谭延阁、汪精卫等都到车站欢迎，显得极为热烈隆重。冯所乘专车进站后，汪、谭、孙等在头等车厢前等候冯下车。但是在头等车厢中并没有找到冯玉祥。后来冯玉祥从列车最后的一辆铁门车厢里走出来，他穿着一身粗布士兵军服，腰系一条小皮带，还背着一条军毯和一个图囊。汪谭、孙等好容易找到冯，都上去和冯握手，并说你太辛苦了，还带着这些东西。冯说这些东西是我革命的工具，必须随身自带，我是当兵出身，带一点东西算不了什么。冯的一席话，使汪精卫等人无法回答，只好唯唯称是。冯到郑州后，紧接着便在6月10日举行郑州会议，由于汪、谭、孙、唐、邓、徐、冯等各有自己的打算，意见不能一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郑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便在蒋介石的邀请下，于6月19日参加了徐州会议。在徐州会议上，冯玉祥被蒋介石拉了过去。冯由徐州返郑州后，即开始将原有的苏联顾问团人员和共产党员，均给资“礼送”。

5.请大总统吃窝头 1922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是黎元洪。有一次冯请大总统黎元洪来南苑阅兵训话。黎元洪认为这是冯对他表示亲近，欣然允诺。届时黎元洪穿着总统大礼服，带了很多文武官员和护卫侍从人员，耀武扬威地海向南苑。黎元洪到南苑时，受到冯玉祥的隆重欢迎。紧跟着即在南苑大操场举行阅兵仪式，并对全体官兵进行训话。在阅兵训话后，冯玉祥即向黎元洪报告：今天全军官兵都准备在操场会餐，我也备有饭菜，就请大总统在此和全体官兵一起会餐。黎当即允诺。各部队饭菜都送来后，冯即命令司号官吹开饭号。部队听到开饭号音，当即全体立正，齐唱吃饭歌。冯玉祥也以立正姿势，随同部队唱吃饭歌。黎元洪和随来的文武官员、护卫侍从等，只好站在一边，看大家唱歌。唱歌完毕后，冯即下令开饭，全体官兵即一齐开始吃饭。此时冯玉祥即请黎元洪等亦席地而坐，冯的随从们即将饭菜送来，每人一碗杂烩菜，一碗小米稀粥，玉米面窝窝头一大盘，可随意取吃。冯玉祥便拿起窝头大口吃起来，吃得十分香甜。可是黎元洪和随来的文武官员们，却相互观望，吃吧，实在吃不下去，不吃吧，又觉得不大合适。在此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只好动动筷子，喝几口稀粥而已。部队吃饭完毕后，冯又命司号官吹立正号。黎元洪就这样参加了冯玉祥的一次会餐。

6.冯玉祥请客1928年夏，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四个集团军的主力，向北京、天津方面的东北军张作霖部发动进攻，东北军由于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张作霖在向东北撤退的路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附近。张学良便子承父业，统率了东北军，并宣布改换青天白日旗帜，愿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当时蒋介石认为北伐已经成功，全国从此统一，决定以南京为国都，并将冯玉祥、阎锡山等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职。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头衔，到南京政府来任职。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由蒋介石起直到各级官员，绝大多数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全国已经统一，从此天下大定，不会再有内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凭借着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竭力扩大他们对全国的经济垄断，其余人员也都很快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竟成了普遍的日常应酬。至于中华民族的前途，以及群众的疾苦，不仅无人过问，而且无人涉想。此时适逢陕西、甘肃一带遭遇了极严重的旱灾，数千万人民过着吃树皮草根的日子，因饥饿而死亡者到处皆是。这一类重灾情，并未引起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注意，反而有增无已地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记得当时南京政府要人们在安乐饭店请客时，竟有一个菜价值现洋180元。据说谭延阁喝一碗燕窝汤，便需要40只母鸡作汤的原料，其奢华可见一斑。陕甘灾情，虽不为南京要人们注意，却引起国际上的重视，有很多国际民间机构和善良的人们，纷纷捐献赈款和赠送救济物资。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收到这大批赈款和物资后，并不用于救济陕甘灾民，而是把所有赈款和救济物资，平均分配给当时的四个集团军。此种平分赈款和物资的作法，曾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冯玉祥便是其中最表不满的一个。当时冯玉祥虽在南京任职，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河南等省，却是冯玉祥所属二集团军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冯玉祥的根据地。因此冯对陕甘灾情特别关怀，并派薛笃弼到陕甘一带视察灾情。薛笃弼在陕甘视察返南京后，向冯报告了陕甘灾情的严重性，并带回灾民所吃的树皮、草根、观音土、糠菜窝头的样品。冯玉祥听了薛的报告，又看到灾民的食物，心中十分难过，因而更增加了他对南京政府要人们所过的奢华生活以及分掉赈款与救济物资的不满心情。因此冯决定也要请一次客。在1929年11月间，发出请客柬帖，邀请蒋介石以及政府各部长以上要人。地址是军政部。当时接到请帖的人，都说这真是个新鲜事，冯大个儿从不请客，今天也开窍了，咱们一定要吃他一顿。当时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去赴宴。蒋介石、谭延阁、孙科等人都去了。要人们来到军政部后，看见并没有像一般人请客时所用之桌椅等设备，大伙儿便有些奇怪和纳闷。冯玉祥对来宾作了必要的周旋后，便请客人们人席用饭。原来冯玉祥在大客厅里就地铺了一些芦苇席，让来宾们都就地坐在席上，每人一碗由肉鸡白菜混合作成的杂烩菜，另有几盘窝窝头，摆在中间，任人随意吃。来宾们在此情景下，彼此面面相觑，不作一语。这时冯让薛笃摆在中间，任人随意吃。来宾们在此情景下，彼此面面相觑，不作一语。这时冯让薛笃弼向来宾报告陕甘灾情，并把带回的树皮、草根、观音土、糠菜窝窝头拿出来，请大家观看。接着冯便开始讲话，他说：我们的国民政府，按字义讲，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政府的每个成员，无论他的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陕、甘地区遭到特大的旱灾，我们的主人，到处有饿死的情况，未死的都在吃着树皮、草根、观音土、糠菜窝头。我们这作仆人的，对陕、甘灾情，应该作出积极措施，才对得起我们的主人，这是摆在眼前一个严重问题。希望陕甘灾情能引起我们的重视，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今天玉祥特备了肉菜和窝窝头请大家来吃，这固然不算很好，但比起陕甘灾区目前群众生活情形，已经是天堂了。说罢，即请大家用饭。冯玉祥首先大口吃杂烩菜窝头，显得十分甘美。蒋介石、谭延闿等则相互观望，有的拿起筷子装模作样地作个表演姿态，有的把窝窝头拿起来看一看又放下去。总之他们对这样的饭菜，实在是吃不下去，因此在来宾起席后，所有的饭菜，绝大部分还是原封未动。这些为冯邀请来的贵客们，都是乘兴而来，不欢而散。从此冯在南京政府中更加孤立，同时也增强了冯后来反蒋的思想基础。事后冯玉祥还写了一首题为《陕西武功县人市》（即贩买人口的市场）的诗歌：

陕西大旱，

连年饿死人成千累万；

任凭人民怎样呼吁，

他们当作不相干。

“革命政府”应否这样干?

武功县的人市，

买卖男女好像猪肉摊。

这是何等惨案!

可哭!

可叹!

大多数民众，

忍受着这般灾难，

他们在特别花车内正吃大餐。

建设外人行馆，

不惜巨万，

修筑迎衬大道，

耗民血汗。

拨款赈济，

反延宕不办，

他们有无人的心肝?

民众生命有什么安全?

卖了人口才能完纳政府杂税苛捐。

只有一死，

只有可怜!

真正革命一日不实现，

怎能解除民众水深火热的倒悬!

7.不增薪会议 冯玉祥请客后不久，1928年12月间，国民政府的委员们多数认为自己的职位高、应酬大，政府给委员们规定每月800元薪金，不够开支。并说日、美、英、法等国政府阁员，都比我国政府委员待遇高。因此决定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开会那天，冯玉祥按时到会，但是开会时间虽然已到，而会场上除自己外，并无第二人。只见会场里布置得十分豪华阔绰，会议桌上摆满了水果、点心、烟茶等物。冯等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有人来，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写了幅对联：“一桌子水果，半桌子茶点，知否民间疾苦；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何革命精神。”又等了一会，好容易开会者来得差不多了，当即宣布开会。发言的人，都主张增加薪金。只有冯玉祥反对。冯说：今天我来开会时，一下汽车，便碰着个猪，它围着我的汽车哼哼地叫个不休，使我感到毛骨悚然。我觉得猪是在骂我。猪对人民贡献很大，肉可吃，粪可肥田，猪肠猪鬃可以出口，骨是化肥的原料，总之猪的浑身上下都有用处。我们是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可是我们对人民有什么贡献?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租界地依然遍布于全国各地，祖宗留给我们的长江，帝国主义者可以随便航行军舰和轮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北平、天津、上海和东北各省都驻有外国军队。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内心实感惭愧万分。今天大家都认为我们月薪 800 元太少了，还要增加。我的意见是如果哪位委员能把我们军队开到外国去，把我们的军舰驶入外国的内河去，或者在外国建立租界地，我便完全赞成增薪，若是无缘无故地要求增薪，我便坚决反对。由于冯玉祥连说带骂地反对增薪，给会议泼了一盆冷水，使到会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无言答辩，以致会场陷于混乱状态。轰动一时的增薪会议，便毫无结果地不欢而散。会后，冯玉祥写了一首题《猪》的诗歌：

浑身都是毛，不满三尺高。平素常哼哼，一触便大叫。

四足不甚大，两耳却不小。食物多糠菜，污水作饮料。

睡卧时最多，不能长走道。报答其主人，全身牺牲掉。

不似今公仆，表面说得好，月薪八百元，拿着还嫌少。

主人皆饿饭，彼辈独温饱，每日食尔肉，终未感悟到。

惜哉猪不如，革命糟蹋了。

(1964年10月)

作者均在西北军多年，胡由士兵至团长，邢由士兵至所长。

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