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道＂当官发财＂，可知县这个七品芝麻官，在清朝做起来竟是难上加难。有人说，清代的知县到任时，不仅要＂孝敬＂上级，还要打点同僚，这些银子从哪来？不得不＂拉京债＂。可这＂京债＂利息奇高，一年就要翻一番，许多官员为了还债，不得不铤而走险。说起这＂京债＂，便不得不提嘉庆年间的一桩奇案。这位主角名叫刘又向，他是个出身寒门的进士，本该是个清官的好苗子，可为何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弹劾勒索商人？

世人都说京城的钱庄是清代官场的＂通行证＂，没有钱庄的银票，就没有官员的仕途。这话一点不假！自乾隆年间起，京城的福源、广源、义源等大钱庄，就专门经营着一门特殊的生意——＂京债＂。

说起这＂京债＂的由来，还得从一位乾隆年间的知县说起。乾隆三十六年，山东莱芜县新任知县赵德麟上任前，因为拿不出打点同僚的银子，就在京城一家名为＂福源＂的钱庄借了三千两银子。这笔银子，利息高得吓人，每月三分，一年就是三成六。

这事传开后，京城的钱庄老板们眼睛都亮了！当官的最讲究信用，有了官职在身，这银子就跑不掉。于是，一个个钱庄纷纷效仿，专门为新任官员提供贷款。渐渐地，这种借贷就有了个响亮的名头，叫＂京债＂。

＂京债＂虽然利息高，可新官上任，谁不是非借不可？光是打点上下就要花费不菲。以建德县为例，新任知县上任要打点的地方多着呢！先说巡抚衙门，光是送到巡抚大人案头的＂孝敬＂就得千两白银。而知府、同知、通判这些上司，哪个能少得了？就连同僚之间，也要互通有无。

不仅如此，新官到任还有一笔＂交接费＂要付。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前任知县走马上任时垫付的银两，新任知县都得一一补上。建德县作为商贸要地，这笔＂交接费＂往往要两三千两。

就拿刘又向来说，他拜访了京城一家叫＂聚源＂的钱庄。掌柜的一听是新任知县要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说只要官凭在手，当场就能放款。可这利息，却是明码标价的每月三分，一年就是三成六！

刘又向初来乍到，哪里懂这些门道？掌柜的见他犹豫，就说了句让他心惊的话：＂大人若是不信，尽可打听打听，您这建德知县的前任，也是在小号借的银子。这利息，那可是从乾隆爷时候就定下的规矩！＂

果然，刘又向四处打听，发现京城的钱庄，利息都是这个价。无奈之下，他只得在＂聚源＂钱庄借了六千两银子。这笔钱，除去各项手续费、利息，实际到手的只有四千八百两。

有了这笔钱，刘又向总算能上任了。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钱庄的掌柜们，早就和地方上的商人们串通一气。他们深知，新官上任后，总有收入来源。所以借钱时特别大方，可一到催债，那可就不客气了！

刘又向刚到建德县衙门，还没来得及熟悉政务，就遇上了一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那是嘉庆二十年八月初七，一大早就有几个衣着体面的京城来客求见。

这几位来客自称是＂聚源＂钱庄的伙计，说是奉了东家的命令来收债。按理说，债务还要等一个月后才该付第一笔利息，怎么这就找上门来了？原来这些钱庄早就摸透了地方官的脾性，他们知道，若是等官员站稳脚跟，这债可就不好要了。

当时的场面着实有趣。这几个京城来的伙计，说话倒是彬彬有礼，可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要么立刻还钱，要么他们就直接去巡抚衙门告状。这哪里是在收债，分明是在要挟！

正巧这天，建德县的几位商会领袖也来拜访新任知县。这是老规矩了，新官上任，地方商会都要来打个照面。可谁知道一进大堂，就撞见了这么一出戏码。商会领袖中有个姓钱的老者，做了三十多年的盐商，一眼就认出了这些京城来的＂客人＂是什么来头。

这位钱老爷后来还说了一件事。在他年轻时，也曾见过类似的场面。那是乾隆五十年，当时的建德知县也是个进士出身，上任不到半月就被钱庄的人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向商会借钱。这事在当地传为笑谈，说是＂新官未断案，先来了债主＂。

刘又向这回可算是见识到了京城钱庄的手段。这些人来势汹汹，一口气就要他还三百两银子。这数目看似不多，可要知道知县的月俸才不过四十两，就算加上各种规费，一个月的收入也顶多一百来两。这三百两从哪里来？

无奈之下，刘又向只得向县衙的师爷打听，看看有什么应急的法子。这位师爷姓王，在建德县衙门当了二十多年的幕僚，见多识广。他告诉刘又向，前任知县留下了一本账册，上面详细记载了县里各个商号每年该交的规费。

这本账册可不得了，里面记载的都是些＂潜规则＂。比如盐商每月要交多少＂孝敬＂，布商每年要送多少＂节礼＂，就连县里的船帮，每月也要交一笔＂规费＂。这些钱加起来，一年下来竟有两三万两之多！

可问题是，这些收入都得按月按季才能收到，哪能立马就有？更何况，前任知县已经把未来三个月的规费都预支了，这下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时候，那位钱老爷递上了一个＂主意＂。他说商会可以先借一千两银子给刘又向，就当是给新任知县的＂接风礼＂。这笔钱说是借，可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等到年底征收商税的时候，自然有法子把这钱＂还＂回去。

刘又向用商会借来的银子，总算打发走了钱庄的催债人。可他没想到的是，这笔借款，却成了日后他被参的导火索。

商会的这笔银子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刘又向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个开始。那个月里，京城的催债人一波接着一波，不是＂聚源＂钱庄，就是其他几家钱庄的人。每个来的人都说，若是不还钱，就要去巡抚衙门告状。

最让刘又向为难的是，这些债主都拿着他的借据。原来当初在京城借钱时，这些钱庄早就算准了时间，让他签了好几张期限不同的借据。这下可好，债主们轮番上门，每次都要几百两。

那时候的建德县衙里有个老差役，叫陈福，在衙门里干了三十多年。他看不过去，偷偷告诉刘又向，说是前任知县也遇到过这种事。当时那位知县想了个法子，干脆挑了几个富商，让他们一次性借一大笔钱，把京城的债务都还清。

可这法子听着容易，做起来难。当地最有钱的盐商钱老爷，虽然答应借钱，可开出的条件却让人难以接受。他说可以借一万两银子，但要刘又向在盐税征收上＂通融＂一二。这哪里是借钱，分明是在买通官府！

正巧这时候，杭州府来了个江西的大商人，说是要在建德开设商号。按照规矩，开设商号要交纳＂牙税＂。这位商人为了讨好知县，主动表示愿意预交三年的＂牙税＂，数额足有三千两。

要放在平时，这笔钱自然是要入库的。可刘又向实在是走投无路，就答应了商人的请求，收下了这笔银子，并给商人开了张字据，说是借用商税，日后补上。

事情本来到这里也不算太过分，毕竟预支商税的事，在清代官场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这位江西商人却狮子大开口，说既然帮了知县的忙，那是不是在税收上也该＂通融＂一下？

这一来二去，事情就变了味。那些借过钱的商人，一个个都打起了税收的主意。有人说要少交盐税，有人说要免除牙税，更有甚者，连码头的规费都想免了。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巡抚衙门。当时浙江巡抚孙玉庭派人暗访，发现建德县的税收竟然比往年少了三成。这一查不得了，原来新任知县竟然大肆收受商人的＂借款＂，还承诺要在税收上给予优惠。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孙玉庭当即上书弹劾刘又向，说他上任不到一月，就勒索商人，影响税收。这份弹劾书很快就递到了嘉庆帝的案头，引发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其实，刘又向也不是不明白这么做的后果。可是在高利贷的压迫下，在京城权贵的威胁中，在商人的利诱面前，一个寒门出身的知县，除了走这条路，还能怎么办？

嘉庆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浙江巡抚衙门热闹非凡。一大早，就有十几名差役押着刘又向来到了大堂。这种场面在建德县可不多见——一个刚上任不到一月的知县，就这样被押解到巡抚衙门。

巡抚孙玉庭早就等在那里了。他手里拿着几份状纸，那是建德县几位商人联名写的举报信。信上说，刘又向不仅向商人借钱，还承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这可是大事，关系到朝廷的税收。

正当孙玉庭准备开堂审问时，却收到一封加急公文。原来是嘉庆帝看到弹劾奏折后，专门派了刑部的官员来调查此案。这下可就不简单了，一个小小的知县贪腐案，竟然惊动了天子！

那位来自刑部的官员姓张，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来了刘又向的考卷和任命档案。这一查不要紧，发现了个有趣的细节——今年四月，刘又向曾受到过嘉庆帝的亲自接见，而且当时皇帝还给了好评，说他＂人老实、忠厚＂。

张大人又查到一个重要线索。原来那个举报刘又向的江西商人，竟然和京城＂聚源＂钱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商人的兄弟就在＂聚源＂当掌柜，他来建德开设商号，八成是钱庄安排的。

事情到这里就明朗了。这些京城钱庄借钱给新任官员，利息高得吓人。等官员还不起债了，就安排商人去设套，逼着官员就范。一旦官员收了商人的钱，他们就立马举报，这样既能讨回债务，还能顺便瓜分一下商人的利益。

查到这里，张大人立即上书嘉庆帝，说明了案情的来龙去脉。他在奏折中特别提到，刘又向虽然有错，但主要是被钱庄和商人联手设计，而且他确实没有贪污公款，收的那些钱都是用来还京债的。

这份奏折引起了嘉庆帝的高度重视。皇帝发现，刘又向的案子并非个例，而是反映出了一个普遍问题——寒门出身的官员，往往会陷入高利贷的陷阱，最后不得不以权谋私。

这时候，孙玉庭又递上一份补充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聚源＂钱庄不仅在建德设局，在浙江其他州县也干过类似的勾当。光是去年一年，就有三个知县因为还不起京债，被迫收受商人的＂孝敬＂。

这下事情闹大了。嘉庆帝当即下令，要求严查京城钱庄的不法行为。而对于刘又向的处理，皇帝也显得格外开恩，一反常态地给了个较轻的处罚。

嘉庆帝在处理刘又向案件时，破天荒地下了一道特别的谕旨。这道谕旨不仅仅是针对刘又向，更是直指整个清代官场的弊病。皇帝说，刘又向一案暴露出的问题，远比一个知县的贪腐要严重得多。

就拿京城的钱庄来说。这些钱庄表面上是在＂救急＂，可实际上却是在＂害民＂。当时就有御史提出，光是京城里专门放贷给官员的钱庄，就有十几家之多。这些钱庄每年放出去的银子，少说也有几十万两。

更要命的是，这些钱庄背后都有权贵撑腰。查办＂聚源＂钱庄的时候，就发现这家钱庄的东家，竟然是某位王公大臣的管家。难怪他们敢收那么高的利息，原来是有人给他们撑腰！

这些钱庄还和地方上的商人串通一气，专门设局坑害新任官员。就像刘又向这个案子，那个所谓的江西商人，分明就是钱庄安排的一枚棋子。他们让商人先去借钱给官员，等官员收了钱，再去举报。这样一来，官员就只能乖乖认罪，而钱庄则可以趁机收回高利贷。

嘉庆帝发现，这种情况在各地都很普遍。据统计，仅是浙江一省，在嘉庆二十年前后的三年里，就有十几个知县因为还不起京债而被革职。这些知县大多数都是寒门出身，他们上任时就已经负债累累，根本就没有机会当个清官。

为了整治这个弊病，嘉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下令严查京城的高利贷钱庄，凡是收取超过官定利率的，一律重罚。＂聚源＂钱庄就因此被罚了一万两银子。

其次，皇帝还专门修改了官员任用制度。他规定，新任命的县令，上任前可以向朝廷申请借支半年的俸禄。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总算是给了寒门官员一条活路。

最后，嘉庆帝还下令在各省设立官银号，专门为新任官员提供低息贷款。这些官银号的利息只有钱庄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款期限也比较宽松。

不过，这些措施收效并不明显。因为官员的收入实在太少，一个知县的正常俸禄，连日常开支都不够。要想不伸手，除非家里有钱。所以那句＂不贪不滥，注定饿死＂的俗语，在当时可不是空话。

后来有人统计，在嘉庆朝的二十五年间，全国被革职查办的知县中，有将近七成都和＂京债＂有关。这些人大多和刘又向一样，都是寒门出身，都是为了还债才不得不收受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