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

2024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特别推出《追溯记忆》专栏，回望伟人足迹，汲取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行。

海棠花已开。让我们铭记那些伟人的名字，传承他们的精神，将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今天是董必武同志逝世49周年。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理想的一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周恩来与董必武等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入驻梅园新村，后又在上海设立“周公馆”，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缓步溪边野草深，

葡萄结子绿成阴。

红岩暮景尤宜夏，

桥上看云出远岑。

注：时董必武正配合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奔走于重庆、南京和上海等地，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在此之前周恩来与董必武一直住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的合影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上海周公馆）外景

当机立断——周公馆的设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此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由重庆迁到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为了更好地进行谈判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也设立一个办事处。

在向国民党方面征用房屋时，遭到了阻扰和限制。其实周恩来原先对此也并未抱太大希望。他在与国民党当局正式交涉之前，就已布置物色租借房屋。后由乔冠华、龚澎经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秘密租下上海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

而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由，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一时只能以《新华日报》报社职员宿舍的名义对外活动。1946年6月18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6月22日，挂出了“周公馆”的户名牌。事实上，以后很多报纸在报道有关周公馆的新闻时，往往直接称之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董必武的决断，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有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舞台。

△上海周公馆户名牌

并肩作战——广泛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设立之时，正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践踏政协决议，在全国各地挑动内战之际。周恩来与董必武在上海国统区内并肩战斗，充分运用这个合法的活动阵地，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多次在上海周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及各界人士的座谈会等，常常与各方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更是让民主爱国人士了解事实的真相，做好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1946年7月18日，周公馆召开了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百余名中外记者把周公馆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在会上周恩来提及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在昆明被特务暗杀等事件发表意见，他愤慨地指出：“李公朴闻一多事件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这是在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1946年6月18日，董必武乘夜车由宁来沪，于21日返宁。虽然仅仅在沪逗留了3天，但他马不停蹄地开展统战工作。19日，邀请柳亚子至周公馆会晤。21日，邀请文化界人士叶圣陶、傅彬然等十余人到周公馆，向其通报南京谈判近况。并会晤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商议以各种斗争方式制止内战。办事处与宋庆龄及由其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1946年11月9日，董必武致函宋庆龄，告知延安已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陆续寄往的救济物资，并深切感谢中福会的真诚努力。

△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1946年11月9日，董必武致宋庆龄英文函

针锋相对——“解总”在上海

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就黄河回归故道和善后救济物资分配进行谈判。通过谈判，为解放区争取到了赶修堤防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物资和费用，为解放区人民的安全转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鉴于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分配上的不公正做法，同时为便于直接和“联总”“行总”打交道，以及有利于接收海内外友好人士、团体对解放区的援助，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办事处。当年“解总”的主任由董必武同志担任。“解总”上海办事处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抓住救济物资的分配和黄河堵口复堤这两个与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和平有直接关系的重大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7月，周恩来在黄河堵口及救济问题谈判席上

△董必武与“解总”部分人员在周公馆合影

撤离上海——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1946年11月，国民党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董必武担负起领导南京、上海联络处的任务（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京沪两地办事处改为联络处）。1947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当局无理限令办事处成员撤离上海，并公开监视周公馆，限制中共人员自由活动，切断电话，甚至强占部分用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周公馆的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面对严峻的局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准备撤退，但非赶不走，因为分裂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要利用撤退分清责任，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其本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董必武于1947年3月2日由上海撤回南京。3月7日晨，董必武率中共驻上海、南京联络处人员从南京乘飞机返回延安。离开南京时，他对送别的人们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1947年3月7日，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由南京飞返延安在机场与送行的邵力子等合影

上海周公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领导下，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同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壮大了爱国民主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策划：周公馆宣推项目组

撰稿：魏岚

摄影：孙量

整编：于美美

一审：孙宗珊 徐思伽

二审：毛文琦 林晶晖

三审：阮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