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畴/文
一九三三年，方振武与冯玉祥在察绥共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义旗。但时隔年许，数万精兵被蒋介石支解无余。仅就记忆所及分述于后。
蒋介石
一九二九年方振武在任安徽省主席期间，因与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阮玄武回忆为刘镇华——编者）、马鸿逵等人密谋反蒋，被陈调元告密。蒋介石大怒，亲拟电文：“有要政急待面商，速来。”方振武接电后立即搭轮，赶赴南京，到达后即遭软禁。据方振武生前对我说，后经谭延闿、胡汶民、戴传贤、邵力子等人营救，才免遭毒手。
一九三三年方振武出狱后（出狱时间应为一九三一年十月—编者），前往山西准备以旧部鲍刚和张人杰两部为基础，建立抗日救国军。与此同时，派余亚农到北平对我说：“方振武要你前往担任文字工作。”我因与方有旧，便欣然应允，赶到山西黎城与他见面。方振武很高兴地说：“你来了，好得很。”次晨，方振武派我前往山西裹垣县，请鲍刚出马。我到襄垣后，投刺连番，都不获见。快快不乐之时，在该师师部副官处巧遇鲍刚的堂兄鲍杰三、副官长寥运周。我直截了当地说了要见鲍刚的愿望，并请他们帮助。鲍杰三和廖运周也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方老总既把张人杰拖走了，又把鲍部王中学（ 应为王中孚——编者）旅拖走了，他（ 指鲍刚）正在恼火。依我们之见，你还是速走为妙。”无奈，我只好启程、鲍、廖二人替我雇好一辆马车，我促我拂晓便行。我到邯郸城与方振武见面后，他问：“你此去的使命完成了没有?”我不便道陈底蕴，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我见满城高悬欢迎鲍师长北上抗日的标语，加之率垣县政府和地方各机关的殷勤钱别，鲍来是不成问题的。”方振武自信地说：“他早晚是要来的，你去休息吧。”
过了一天，方振武又对我说：“石友三垮台了，他的部下米文和王心德等都是不甘寂寞的，你会去妥慎接治，必有所成。”我匆勿赶到北平，分头和米文、王心德商量。他俩听我说完，都表示愿意追随方振武，并说：“一切费用不要方先生代为筹备。”过了两天等我再去拜访时，他们都已走了。我亦即启程，赶到宣化府时，抗日救自军的总司令部的组织已井并有条了。参谋处由阮玄武、蔡颐负责，副官处由王相臣、叶在铭负责，政治部由吕丹、郭云龙负资，军需处由朱家骥、唐理宏负责，参议处由我负责，秘书处原由孟芸生负责，因他经常在外，无暇顾及，一切由我代办，方振武又任我为秘书长。总参议一席，由我谁荐曾任靳云鸮的高干米湘青担任。
一天晚上，方振武邀我们去漫谈，他说：“蒋介石完完全全是一个卖国贼，反对他、扑杀他是应该的。要想为民请命，就得跳出长城。”此时冯玉祥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树起了旗帜。有时冯玉祥派人到宣化府，有时方振武派人到张家口，信使往来络绎不绝。尽管如此，冯、方之间尚存隔阂。
冯玉祥
一天，方振武突然找我，命令我去见冯玉祥。我因没有把握促成双方真诚合作，遂面带愁容请方振武另派贤能，而方振武强调说：“我要你去，你就得去，不许推辞。”我只好上车去张家口见冯玉祥。冯看见我劈头就问：“你来做代表，我已经接到电报了，叔平（方振武的号）的意思怎么样?你做代表的意思又怎么样?”我振作精神说：“方先生是你老的老部下，也是你的小老弟，为目前计，双方应披肝沥胆，团结一致。”冯玉祥紧接着又问：“这是叔平的想法吗?”我说：“是。”冯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站起来说：“蒋介石篡党祸国，罪恶滔天，已为天下所不容。可你老哥和方先生惨淡经营的这两支部队，想在抗日的旗帜下搞反蒋的活动，也是不大容易的。”我又建议道：第一要集众思，广众益；第二要推诚心，布公道；第三要同进退，共生死。只有这样抗日才有望，倒蒋亦有望。话到这里，冯玉祥点头称是，除恳留便饭以外，又给了参事虚衔。次早，我搭车回宣化府向方振武面述。
方振武听完我的汇报，遂命令各军向张家口前进，他本人则率领总司令部的人员上车北去。
到了张家口以后，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抗日救国军两面大旗飘扬在张家口城墙上，可谓极一时之盛了!此时，各省的流亡知识分子和抗日志士纷至沓来，阵容一天天扩大。在春风未息、夏雨又来的日子里，每次阅兵，冯玉祥带头呼口号，方振武和他的部下都一致响应，“外御凶倭，内除国贼”成了大家的共同心愿。但在具体政治措施上，各方见解不同，主张各异。为了解决矛盾，共襄抗日倒蒋大业，双方在张家口小书院开了十八天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由从前骑兵师师长张砺生主持。冯部有位叫丁树本的很不客气地说：“近来的局面，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民众抗日同盟军和抗日救国军都高举着抗日倒蒋的义旗，冯、方两位领导人一举一动都要来真的，而不要来假的。”话犹未了，方振武怒气冲冲地把他训斥一顿，用语又较粗野。这时，冯玉祥坐在第一席上，把头低下来，保持沉默。首先起来反对方振武的是军长张人杰，其次是远道而来观光的岳相如。你一言，他一语，对方振武的指责不留余地。张砺生为了停止这场舌战，匆匆宣布会议闭幕。从此以后，冯、方之间，虽没有再发生过任何口角，但已貌合神离。一九三三年八月的一天，冯玉样被旧部宋哲元亲自接走，上泰山去了。
三
方振武在冯玉祥走后，继续与吉鸿昌结盟。由于蒋介石从中分化瓦解，抗日救国军部分将领纷纷离去。这时，我奉命去和新近才跟方振武换帖不久的孙殿英见面，转达方振武的意思，希望彼此加强联系，但不为孙所重视。所有日常说尽好话的各省宾朋一个个都不见踪迹了，只有接替阮玄武的王晶周、接替吕丹的盖昭习和原来副官处的王相臣、叶在铭，以及魏昆山、梁光宇、唐理宏、刘鲲、鲁华与我等人不
离方振武左右。当时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因怀疑冯玉祥是被方振武遥走的，对抗日救国军开始冷淡，不予支持。蒋军节节进逼，对张家口形成重重包围。方振武遂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各军师旅团营分批向张北八县进发。与此同时，蒋军尾随，昼夜攻击，日寇飞机不时轰炸，再加上粮饷不足，处境异常艰难。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恐慌。为了前途，保存实力，方、吉两将军毅然率部离开张北八县，直趋黑河流域，驻扎独石口休整。
我们到了独石口后，东北军的汤玉麟带部赶来，要求和方、吉二人一起抗日。这时，日寇的飞机不断骚扰，还从低空扔下水果、酒和食品等物，并附信说：你们以抗日为名，其实反蒋，我们是知道的，只要你们接受改编，粮糈、弹药、装备即日送到。方振武咬牙切齿地说：“这帮野兽把我们和卖国贼一样看待了!”说罢 ，将信撕得粉碎 ，付之一炬，又命令副官把那些物品全部投入黑河中。由于蒋介石部队的步步进逼，方、吉二将领将部队带到富任新村二十里以东的地方。刚到，日寇飞机又压过来，丢下一封信要方、吉二人投降，措词严厉生硬，方振武大声疾呼：“我们反蒋是因为他卖国!我们抗日是要保住祖宗留下来的江山!一息尚存，奋斗到底”其民族气节，凛然不可侵犯。吉鸿昌、张人杰、王中孚与部下都坚决表示，愿随方振武杀倭灭贼。
入秋以后，方振武为全军的衣食缺乏而深感踌躇，遂诚恳地与左路总司令吉鸿昌、右路总司令汤玉麟，以及各军师长商议，决定反攻北平，决一胜负。这时，何应钦指挥商震、徐庭瑶、关麟征、黄杰等，对方、吉部展开包围。昌平县之役空前激烈，何应钦以十个师的兵力向方、当部猛攻，同时日寇也出动了十六架飞机助战，炸弹、子弹乱飞，烟雾迷漫，方、吉部奋力拼杀，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在清河桥战斗中，古鸿昌坚持方振武坐镇大本营，自己则身先士章，大喝一声，带头冲杀。经过四小时的激烈战斗，把万福麟的三团人马一扫而空，但方、吉部也损失惨重。
为了免遭覆灭，方、吉两将领命令我和王心德速去北平以北三十里的冯家营见商震和徐庭瑶。商震似乎很 坦率地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是国民党的老同志，能够解除误会，停止内讧，是再好不过的了。”徐庭瑶也假惺惺地说：“就安徽人来说，方先生无疑是老前辈。可我们是军人，要我们违背蒋委员长的命令是办不到的。好在方先生觉悟了，丢下武器，云散天晴，岂不是一件好事?”我和王心德坐车速回。只隔了三个钟头，方振武、吉鸿吕以及全体军师长都到了冯家营。方、吉二将领和部下毫无畏缩怯懦之态。商震连声说：“各位老大哥、各位好同志辛苦了。”双方寒暄后，商震吩咐开饭。这顿饭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吃完，接着，方、吉二人和部分军师长在小雨萦蒙中，分乘布置妥当的汽车向北平开去。
大约离北平还有十里路的地方，蒋军宪兵、警察和少数部队便行动起来，先停了第一辆汽车，一看是吉鸿昌等人就放了过去；又停了第二辆汽车，一看是王中孚等人也放了过去；在停第三辆车后，宪兵上车就把方振武抱住，方振武急中生智地说：“该死的方振武，你没有奉到将委员长的命令，糊里糊涂的张口抗日、闭口抗日，太不识时务。”宪兵和警察从未见过方振武，听了这话，立刻撇下他向前追去。
方振武则在刘鲲的帮助和陪同下，问北朝通州方向逃去。半路上又被蒋军三十二军的一个营长捉住，这个营长打电话给商震说：“方振武被我们捉住了。”商震在电话里回答说：“方振武早到北平了，哪有第二个方振武?”这个营长在疑惑中把方振武放了。（方振武脱险经过，具体说法不一，我们均按原文刊出—一编者）方振武昼伏夜行地 到了天津，在英租界一个朋友家里化了装，买好船票，秘密登上外轮到香港去了。
我和魏昆山、梁光宇、朱家骥、汆燮阳、唐理宏、宋湘青、潘士林、鲁华、叶在铭等人，在方振武逃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即乘商震派来的汽车进了北平诚。到后，他们各自找临时安身处，我则直奔三十二军司令部找商震 。商震见我后说：“叔平兄知兵善战，是中国的好汉子，可他刚出来就大张旗鼓地借抗日为名，搞反中央的活动，以卵击石，自找倒霉。”他接着又说：“你知道，叔平最信任的孟芸生，十月初路过北平，在自己家里只住了一天，就被中央侦探逮捕了，吊呀，烧呀，剥了皮，刮了肉，断了骨，最后一颗子弹，你看惨不惨?”商震说得很多，我迷迷糊糊站起来向他告辞，临走时，他又瞩我在家不要乱走动。
一个星期后，商震的胞弟商雷送来一百元钱，说是给我作出门的旅费，并告诉我，凡与方振武有瓜葛的人都将沦陷泥沼。他走后，我与妻子王德娟商量，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另寻出路。于是整点行装，连夜赶到天津，买了船票，也去了香港。（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