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舟归湾”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继“国会山风暴”、“喀布尔大溃败”后，又一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正如2021年8月31日，拜登就美军撤出阿富汗发表讲话时所说：“一切皆已改变。”
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水岭。此后2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已经“换了人间”，至少发生了五大转折性变化。
变化之一：“历史终结”迈向“新自由主义终结”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模式也销声匿迹，“历史终结论”轰动一时。美国追捧的新自由主义有如出笼巨兽般野蛮生长。
然而，新自由主义绝非“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根子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福斯特口中“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把美式民主当成“装机必备软件”，强行要求世界各地“安装”，结果自己却率先染上了“病毒”。受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影响，美国模式在短暂辉煌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2008年金融危机更成为美国模式内在矛盾积累突变的里程碑。从那时起，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逐渐原形毕露。精英阶层统治者们跳不出旧世界的桎梏，仍沉湎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始终无法破局。
▲ 2010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两年后，其伦敦办事处的招牌和艺术品被低价拍卖。
2001年，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31.6%，这是冷战后的巅峰数值。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滑到24.7%。甚至在2011年时曾降至21.1%，也是二战后的最低点。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基本面背道而驰，财政赤字、联邦债务不断飙升，一度到了大萧条和二战后的历史高位，贫富分化、种族矛盾、政治极化等问题交织缠绕，乱象频发。
▲ 美式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幻象双双崩塌，催生了“特朗普主义”。
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孕育了特朗普主义，也注定了今天美国抗疫惨败的宿命。美国模式陷入体制僵化、理念固化、自我膨胀、自我解构的泥潭，同当年“苏联困境”如出一辙。
变化之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掌控力走下巅峰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一个“中心—外围”架构。在这个架构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只能听之任之。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70年代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对这一架构发起了第一波反抗。
▲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决定减少石油生产，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12月23日，由于燃油短缺，油价飞涨，纽约市内的加油站前排起了一列列汽车长队。
21世纪头20年，新兴力量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亚洲在世界舞台异军突起，形成了对旧秩序的第二波冲击。
这20年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呈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20世纪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为57%对43%。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发生了历史性逆转，变为41%对59%。
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吸引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也完全对调，从2001年的7：3摇身一变为2020年的3：7。
亚洲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38%，远超欧美大陆。可以说，现在的西方世界不仅人口上远远落后于非西方世界，经济上也占不到优势，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少数派”。
这些变迁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发生“地壳运动”。世界舞台上，发达国家的“独角戏”已近谢幕。二十国集团峰会启动，金砖机制诞生，东盟壮大，亚太经合组织中心向亚洲转移。非西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不可阻挡。
西方国家运筹的“大棋局”“大西方”“大欧洲”等所谓大战略颓势尽显，被迫从欧洲、中东转向亚太，甚至生造出如今的“印太”概念，最后退守回七国集团（G7）、五眼联盟、四边机制（QUAD）、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小圈子。
▲ 美国通过四边机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渲染煽动所谓中国挑战，挑拨离间地区国家同中国关系。
在政治领域，世界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波谲云诡，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在经济领域，亚洲、北美和欧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些变化表明，“后冷战时期”已经终结，“后美国时代”“后西方世界”的大幕已缓缓拉开。
变化之三：中国崛起从量变趋向质变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20年来，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强国路，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
2001年，中国GDP只占美国的12.7%，2020年升至70%。200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份额不到4%，2020年已突破17%。自2005年起，中国GDP在5年内先后反超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20年间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国贡献了近30%。
20年前，世界上八成国家的对美贸易高于对华贸易。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现在，全球有128个国家对华贸易远超对美贸易，中国已经牢牢站在了全球产业链条的枢纽位置。
中国从八国集团（G8）对话邀请的陪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G20）的主角，从经济全球化的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从苦苦提升现有国际机构份额、表决权、会费的存量消费者，发展成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亚投行、主办进口博览会、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增量创造者。
▲ 位于北京的亚投行总部大楼
▲ 截至2021年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万列，合计货值超过2000亿美元，打通了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这20年一点一滴的增长终于连成了一条腾飞之线，再也无法阻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变化之四：美国对外战略经历大周期
冷战后的第一个10年，美国不断对外扩张，连续打赢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吹响北约、欧盟双东扩号角，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彼时，美国的软硬实力都站在了世界之巅，整整一代美国人也就此沉沦在“单极世界”的虚妄之中，自命不凡，止步不前。
第二个10年，是美国从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的过渡期。“9・11”事件如平地惊雷，炸醒了美国妄自尊大的迷梦。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更是相继唱响哀歌，戳破了贪得无厌、寅吃卯粮的经济泡沫。美国被拖下“神坛”，日益丧失扩张的底气与实力，被迫进入战略调整期，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第三个10年，美国对外战略收缩进入收官阶段。战略收缩是帝国的基本求生技能，更是存量博弈。在这一阶段，美国确立了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主要对手从恐怖主义变成了中国，甚至不惜以战略收缩来支撑对华围堵。围绕配合对华战略进攻推进全球战略收缩，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逻辑。
▲ 2003年4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用美国国旗覆盖萨达姆・侯赛因雕像的脸部，然后将雕像推倒。
▲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1年7月刊以“放弃阿富汗”为封面，并在文章中评论，“最长的战争，以惨败告终”。
因此，拜登政府即便饱受内外压力，仍要硬着头皮撤出阿富汗，结束“以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他国的时代”，目的就是彻底扔掉包袱，放开手脚打压中国。
变化之五：世界经济发展动能新旧转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了国际社会由贸易全球化跃升至产业分工全球化，成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的主要动力，也奠定了当今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基本格局。
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美国互联网金融泡沫的破灭中再出发，掀起了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如今，又已开始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过渡。
2000年，全球只有7%的人口能够接入互联网，只有7.4亿人使用手机。2020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已近60%，手机注册用户超过50亿，社交媒体用户达到42亿，数字经济占全球GDP比重超过43%。大型信息技术公司与社交网络平台深度影响人类活动，经济、社会形态面临革命性变化。
在科技创新领域全面追赶的路上，尽管遭遇美国不择手段的打压，中国仍然用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局部突破、弯道超车。
▲ 2019年2月，美国对华为疯狂打压之时，华为推出的新款5G折叠手机仍在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惊艳全球，被与会嘉宾疯狂追捧。
在气候变化领域，从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到拜登政府推进“气候新政”，美国出尔反尔，不断“退群毁约”，气变政策朝令夕改，早已引来国际社会众怒。
而中国则成为全球气变事务的领军者。当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艰难折冲，现在“绿色”已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破茧成蝶，开始引领未来潮流。
▲ 当旭日东升，本身已千疮百孔的西方灯塔更显黯淡。（插画 | Yutao）
这五大转折性变化见证了美国从不可一世到彷徨四顾的帝国日落，不禁令人想起美国的老对手苏联。
30年前苏联模式消亡，20年来美国模式衰落，都是因为出现了思想、体制僵化问题。苏联是固步自封、不思改革的僵化，美国是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僵化，结果都是滑下巅峰、跌落神坛，走向停滞、衰落甚至崩溃。
在唏嘘感叹的同时，中国更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
回望这20年，我们是否在新自由主义巅峰时期就预见到了它将走向低潮？是否在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不足4%的低点上仍对20年后充满信心？是否从21世纪头10年新兴力量群体崛起、中国崛起、亚洲崛起的顺风顺水中预感到了美国对华战略转折的苗头？是否预料到逆全球化的兴起、捕捉到新发展动能的萌芽？
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
苏联的堡垒早已是断壁残垣，美国的大厦如今正风雨飘摇。从今往后，中国各界应当坚持定力、坚定自信，穿越林林总总的内外迷雾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尽量把当前的种种问题看得更深一些、更透一些，中国一定可以走得更久、更远。
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