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大礼仪之争# 自利玛窦西来，耶稣会基本上垄断了中国教区，但其他教派如托钵修会（Mendicants）的方济会和道明会也想进入中国传教。当时耶稣会是允许中国教徒参与祭祖、尊孔和敬天的仪式，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所以教务一直开展的很顺利。但新来的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和道济会的黎玉范却认为是迷信，并禁止教徒祭祖、尊孔和祭天的活动，家中不许设祖宗牌位。1636年他们判断祭祖为迷信，且组成宗教法庭将审问口供转呈罗马教廷。这次“中国礼仪”事件，最终导致了“福建教案”的发生。

黎玉范被明朝政府驱逐出境后回到罗马，他于1643年在教廷传信部首先开火攻击“中国礼仪”，争论由此揭开序幕。他提出了“17个问题”，主要是指责耶稣会赞成中国礼仪。他认为中国礼仪是有“宗教性”的。这件事经过2年的争论，传信部支持黎玉范的立场，首次谴责中国礼仪，“直到（教宗）另行决定为止”。耶稣会为了确保中国教会的前途，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51年回到罗马进行反击，指责黎玉范没有准确陈述他们的传教实践。经过教廷圣职部讨论决议，得教宗同意后，于1656年公布有利耶稣会的命令，3年后实质上允许以天主教的灵活性来对待中国礼仪问题。

然而1664年因汤若望献历事件，引发另一次教难，有23名传教士被押往广州软禁，其中有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代表，他们在狱中召开“广州会议”，统一传教方法。1668年会议结束，发表了《四十二章程》，其中41条有关中国礼仪，大家取得共识是：祭祖、祀孔等仪式是“合法的、是真诚的，可以进行的。”可是曾参与广州会议的多明我会代表闵明我（Fernandez Navarette）于1676回到罗马后，便攻击耶稣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从此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公开化了。

1693年福建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会的阎当主教，向其教区神父发出一道训令：禁止耶稣会传教时尊重中国礼仪的做法，他警告这项训令是不可更改的，它是1656年教宗上谕的基础。他禁止传教士允许教徒们参加任何祭孔或祭祖的习俗活动。阎当的训令在中国引起震惊、愤怒和分裂，也引起欧洲极大的关注，1697年教宗下令圣职部重新全面审视中国礼仪的问题，最终作出了异端禁令。

教宗克来孟11世在1704年7月4日，任命宗主教铎罗为特派员和巡阅使，前往中国及其他东印度国家宣达禁令。铎罗于1705年抵达北京，揭开了教廷与清朝有关礼仪之争的序幕。1724年教宗再派特使嘉乐（J. Ambroise Mezzabarba)来到中国转呈教宗敕谕明令禁止中国教徒祀祖祭孔。康熙帝大怒，下令禁教，只有耶稣会士可以留下来，其他传教士随特使滚出中国。

罗马也针锋相对，1742年教宗本笃14世（P. Lorenzo Lambertini）颁布敕谕《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是对中国礼仪的最后的、也是最明确的决议。其措词极为严厉，先前所有关于宽容和允许遵行中国礼仪的说法，全部作废，不得再做讨论；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发誓，服从教宗的决定。并且教廷于1773年宣布取缔耶稣会，这是罗马教团中最了解东亚文化，最能宽容接受，最有耐性、最有文化意识修养的教团，却不见容于教派之中。直到1814年，教廷才准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