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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瓷器自问世起便广受世人青睐，从瓷器中我们可以窥见瓷艺匠人巧夺天工的工艺，可以品味无数文人骚客的文思情结，可以领悟瓷器本身所传承的“青如天，明如镜，声如磐”的精神品质。
瓷器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着持续的发展，在唐代，瓷器分为了青瓷，白瓷两大瓷系，在地域上也出现了著名的北邢南越。
宋代也出现了著名的五大名窑——官窑、哥窑、钧窑、汝窑以及定窑。
这五大名窑各有千秋且大多以生产青瓷为主，它们代表了元代以前的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也为后来元代的制瓷出现划时代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到了元代，瓷器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元朝人也对瓷器的烧制和设计有了独到的理解，而这些设计也为瓷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大名鼎鼎的青花瓷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景德镇也在有元一代兴盛起来，元朝人也有了自己心中的热爱的“瓷器顶流 ”。
九秋风露瓷都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促进海外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和满足宫廷内物品使用，朝廷十分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瓷器更是凭借着精美的外表和广泛的用处而受到了统治者的喜爱和重视。
在1278年，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置了浮梁磁局，专管瓷器烧制，虽说只是为贵族所用，但毕竟为瓷器的普及和广泛使用做出了贡献。
而且，根据史料记载，浮梁磁局在继承前代的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还创造烧制了青花，红釉等新品种，促进了瓷器的进步。
元朝在疆域上有着先前所有朝代都未拥有过的辽阔，疆域内多种文化交融糅合，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社会主流思维。
蒙古部族的游牧文化，中原和南方的汉文化，从西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佛教等等文化在元朝土地上并立。
而元朝统治者也保持着宽容开放的政策，使得蒙元时期的瓷器烧制深受当时多种思想潮流并行的影响。
元朝时期，海外商业贸易延续了南宋时的开放宽松政策，杭州，泉州等大城市成为闻名世界的贸易之城。
据史料记载，元朝时期与元朝进行贸易的国家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各地，每年都有大量商人来华贸易，他们尤其对中国的瓷器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
而元朝政府也对出口地区的文化特征和审美喜好积极迎合，使得那一时期的所烧制的特别是用于对外出口的瓷器有着明显的异域特征。
在如此多元的文化的影响下，元朝人所喜欢的瓷器类型自然也就与其他朝代不同，这也造就了元代瓷器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上的独特的风采。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从景德镇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出元朝人很喜欢青花瓷为代表的彩瓷。
《七绝·青花》就写道：
“雨过天青云破开，鬼谷下山入梦来。远尘淡墨调烟雨，一见倾心镌画台。”
可以说是道尽了青花瓷的典雅美好。
在有元一代之前，在瓷器的装饰手法上，工匠们更注重的刻花，印花等工艺的使用。但是，元代以后，彩绘逐渐受到了重视，并成为了装饰瓷器的主要方法。
目前可知的最早彩绘瓷器大约产于东吴末年，到了元代彩绘技术趋于成熟，元代青花瓷器的彩绘正是给白瓷，青瓷绘上彩绘以增添美感。
元代瓷器也曾出现过“复古风气”，元朝在立国之初就提倡实施周礼，一切遵循礼制，提倡学习仿效先贤，对古代的经典也十分推崇。虽说这些行为的主观目的主要是为了缓和蒙汉矛盾，巩固王朝的统治秩序。
但是这一风气也在民间和瓷器的烧制上十分流行，像“萧何月下追韩信”之类带有意趣的仿古瓷器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使得青花瓷这一瓷类更受人们的喜爱。
元青花的主色调是蓝白两色也是元青花深受蒙古人青睐的重要原因。
在蒙古的游牧文化里，青蓝色和纯白色是最受蒙古人崇敬和喜爱的颜色，蓝色象征着蒙古草原上那一望无际的蓝天，可以让人理性，冷静，深邃。
而白色在蒙古文化中则代表了高贵与纯洁，蓝天中的云是白色的，蒙古人所崇敬的“圣物”天鹅就是白色的，白色的物质形态在蒙古人的草原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也使得蒙古人有了对白色的爱。
所谓珍珠白沁就烟雨，孔雀蓝映著月光，青花瓷可以恰如其分地填充入主中原后的蒙古人的精神空虚，青花瓷受到追捧也就成了必然。
除了青花瓷，在元代，以釉里红为代表的彩绘瓷器也广受人们的喜爱追捧。釉里红约产于元代中晚期，与青花的烧制工序基本相同。
但是因为当时工匠的技术水平比较低，而釉里红对技术的要求又较高，所以产出相对较少。
此外，元釉里红因为主要是将铜料和釉混合烧制，难以控制，所以烧制出来的成色也不一，不太稳定。
乾隆皇帝的《赏钧红》中写道：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便是这一类瓷器的真实写照。
虽然产出不如青花瓷那样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元朝人民对釉里红的喜爱，而釉里红在元代能如此盛行，也和“红色”分不开关系，红色在蒙古文化中代表着温暖与美好，而在汉文化中，红色也象征着喜庆，欢乐，好运。
所以，当典雅质朴的瓷器上突然出现了热烈激情的红色后，元朝人并未感到不适，反而以此为美，而这釉里红的出现也就此打开了瓷器发展的新篇章。
在元朝中晚期，朝廷下令烧制一种专门供给宫廷，官府以及贵族使用的精品瓷器，且瓷器上要带有“枢府”的字样，因此称之为“枢府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高温蓝釉白花瓷。
据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
这一类瓷器因为专选细腻白质的陶土，烧制后颜色透白微青，像鹅蛋的颜色一样，所以又称为“卵白”。
这类瓷器因为品质精美而广为贵族等上流社会所使用，但又因为专为统治者所享，所以并不能大量生产。
除去以上的在色彩上的偏爱，元朝人民在造型上也多出了许多新“花样”。诸如，高足碗，多穆壶，僧帽壶等。
这些唐宋时代从未出现的带有明显外来文化的特征的瓷器造型，是当时制瓷业深受多民族文化影响的生动体现。
高足碗主要流行于伊斯兰文化中，多穆壶也源自于藏族人民贮存奶液的金属器具。随着中亚，阿拉伯半岛的商人，戍卒进入中原，他们的喜好和特点直接影响了瓷器造型的发展。
何止珠山留劲腕，早传春色满人间元代瓷器的兴盛，与当时元帝国辽阔的疆土和多元的文化，以及对外贸易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元素，或许瓷器在有元一代不会产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可以说，瓷器的发展与当时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朝国祚不足百年而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元代的瓷器在整个瓷器的发展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上承唐宋的青白二瓷之大成，下启明清之釉彩珐琅之荣光。
元朝人对瓷器的喜好和偏爱促进了新的瓷器诸如青花瓷，釉里红，卵白瓷等瓷类的出现和发展。
明代瓷器多有沿袭元代瓷器的风格和烧制方法，且明代对元朝的釉里红等瓷器有一定的发展，明太祖洪武年间的洪武釉里红可谓是釉里红的巅峰，而其正是对元代釉里红的传承与创新。
元代的瓷器也有着很高的美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不仅可以从中参考借鉴经验以促进当代瓷器的烧制，还可以从瓷器中窥见元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文化，对于当代研究元朝社会历史也有极大的帮助。
结语近些年来，关于元瓷的研究越来越多，元瓷在中国瓷器历史上的地位逐渐突出，毋庸置疑的是，在元代那个特殊的朝代，元瓷的诞生注定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一件又一件元瓷出土或是流失的元瓷回归国内，国人已经数次被元瓷的美丽所惊艳。
惊艳之余细想元朝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享用上了这些精品，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羡慕元朝人民在六百多年前就拥有了自己喜欢的瓷器。
羡慕之余更会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华夏，为世界创造并留下了这些“天工”，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瓷器“顶流”之作。
参考文献：
《天工开物》
《中国陶瓷史》
《元代瓷器》
《景德镇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