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两宫太后（慈安和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发起“辛酉政变”，从八大顾命大臣手中夺回朝廷大权，自宋朝后中国再一次出现“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过和不少朋友想的不一样的是，此时的慈禧离执掌朝堂还很遥远。

注：宋朝一共有九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宋仁宗朝皇太后刘娥；最后一次是宋度宗的淑妃（杨氏），此时南宋已接近覆灭，杨氏在谢太后降元后，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南逃中“垂帘听政”至崖山投海殉国。

首先慈禧在身份上就矮慈安一级，因为慈安是咸丰的皇后，慈禧只是贵妃。随着咸丰的驾崩这种身份差异就被彻底固化，因此两宫太后虽然是同时垂帘听政，但拿主意必须是慈安（除非她不想发表意见）。

其次“垂帘听政”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中两宫太后在理政时大多只能“听”而不能“决”。因为她们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不足，让她们无法直接处理各种复杂的政务，必须依赖以奕䜣为代表的外朝。

注：慈安和慈禧远没有各类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般具备什么高超的才干或政治手腕，曾国藩在实际接触后的评价是“两宫皇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可以说垂帘听政初期，两宫太后在皇朝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

同治二年清军克复南京，声望大涨同时大权在握的奕䜣不可避免的开始膨胀，并逐渐突破重臣和“弱君”之间那条“敬惧”红线 – “两宫对奕䜣要敬；奕䜣对两宫要惧”。

奕䜣入宫议事开始不待太监宣召就直入内廷。两宫对待批奏折问询一多，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或高声答复、或装没听见……面对越来越疏于礼数、淡漠臣子之道的奕䜣，不要说慈禧，慈安也一样感受到了不可明言的威胁，那么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揣摩到两宫心思的内廷起居注官蔡寿祺上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徇私、揽权”等罪，要求奕䜣主动归政由朝廷另选辅政重臣。慈禧将这道奏折留中，并未转军机处议处。

第二天奕䜣入宫议政，慈禧直接拿出这道奏折斥责奕䜣行事不端至人弹劾。奕䜣根本没有把这种威胁当回事，只是回了句“蔡寿祺非好人”就离开了。小叔子的牛气，把慈禧气得不轻。

当天慈禧召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入宫，一番哭诉后称奕䜣“罪不可逭，宜速议”。

周祖培等人既不想得罪奕䜣，也不愿意参和这种敏感斗争。因此不论慈禧怎么说他们就是不接话，只是劝慈禧消气宁神。不过慈禧冷不丁说了句 -- “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将死了众人。

被逼无奈的周祖培为了甩锅，只得帮慈禧想了个办法，让她找倭仁帮忙。周祖培倒不是想坑倭仁，因为倭仁是秉承“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主张复古的清流领袖，本就看不惯积极推行洋务的奕䜣。

三月初六，受命处理此事的倭仁会同众内阁学士询问了蔡寿祺所奏有无实据，蔡寿祺尴尬的表示所劾罪状都是风闻。但这难不倒倭仁：

阅原折内贪墨、 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

三月初七慈禧收到倭仁这道“莫须有”奏折，当日就公布了早已准备好的谕旨：

谕在廷王大臣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 …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 …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

次日惇亲王奕誴上奏朝廷为奕䜣申辩并请皇太后、皇帝“恩施格外”。慈禧看后非常震怒，怒的是奕誴的“特殊过往” -- 当年奕䜣发动政变的一个原因是奕誴指认他有“谋反之意”。

昔日的敌人居然都帮奕䜣说话，慈禧和她身后的慈安看奕䜣只怕是更不顺眼了。

紧接着肃亲王华丰、醇郡王奕譞、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也纷纷上疏为奕䜣说话，但两宫太后丝毫不松口。权倾一时的奕䜣就这么被身居后宫并在朝堂还没什么势力的一个女人，一脚踹出了朝堂。

回看整个过程，慈禧并没有玩出什么“像样”的手段，她只不过是明白了皇权的奥秘，仅仅捕风捉影的罗织了几个罪行，就干翻了“权臣”。不少人认为是奕䜣过于懦弱，但是了解清朝“最大的历史贡献”后，就会明白换谁其实都一样。

不少历史书介绍清朝时都会说皇帝集权在清朝达到了巅峰。这句话包含的一个意思是，皇帝制度发展到清朝已基本没有漏洞，皇朝内部已经无人或势力（权臣、世家等）可以挑战皇权、分润皇帝的权力。

慈禧以同治的名义发出那份上谕的过程有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地方，慈禧违背了“祖制”。这道旨意没有通过军机处成为正式的谕令、法令，而是通过早已被实际取消行政职权的“内阁”。

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清史稿·大学士年表》

这种突然改变朝廷既有章程的行为，在别的朝代要么是血雨腥风、要么就是争执不休无法执行（例如明朝中后期皇帝如果不经内阁直接谕令六部，朝堂要吵翻天）。

而慈禧不但轻松就干成了，还没人质疑。这实际就旁证了当年雍正崇尚、追求并亲手实现的“惟以一人治天下”，在皇朝范围内皇权已经真正的不容置疑，皇权也真正实现了“口含天宪”。

正是因为皇权在皇朝内的绝对权威，所以奕䜣性格懦弱不懦弱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制度内没有反抗的能力。而慈禧之所以能走上前台并最终执掌皇朝，重点也不是她的心智和手腕，而是她本就代表着皇权。

注：明朝皇权也大致达到这一步了，例如那些“赫赫有名”的权阉，能叱咤风云、执掌朝堂的根本不是个人能力（不是说他们没能力），完全是仰仗皇权。这也是他们能被皇帝轻松打倒的根本原因。

不过慈禧的这个“大动作”还是引发反弹，三月十四日，王公大臣们廷议奕䜣之事，共有七十多人上疏恳请给予奕䜣“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的机会。

这背后少不了军机处众大臣的活动。除了同属之谊、互相之间的利益纠葛，军机处惧怕内阁复起并取而代之也是重要原因。

十五日慈禧单独宣召了军机处众大臣商议此事，虽然慈禧的态度明显缓和，并命奕䜣任管总理衙门负责洋务，但是并未松口恢复其军机处职务。此后军机处李棠阶、文祥、宝鋆等人开始轮番上阵说和，一直四月十三日慈禧才松口，以同治的名义再次发出谕令：

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次谕令恢复了奕䜣的军机处职务，并且谕令是通过军机处发布，同时慈禧也剥夺了奕䜣的“议政王”头衔，以示惩戒。当日奕䜣入宫谢恩“伏地痛哭、无以自容”。

至此这场叔嫂决裂引发的风波宣告结束，“皆大欢喜”！

编者注：虽然慈安的早逝是慈禧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但是慈禧毒杀慈安的说法并不多么可信。慈安和慈禧两人实际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十二年（归政），第二次是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七年。前后历时二十年，慈禧真有能力并想毒杀慈安的话，没有必要拖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