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领导班子发生了一次“大地震”，11位副总理集体下岗，由原先的13人锐减为只剩2人，而这一巨大变动全是因为邓公的一个决定。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仔细了解后才知道，伟人做出此举可谓是用心良苦

1979年，邓公在远赴天津、上海、山东等多地视察工作期间发现，无论是组织机关单位还是工厂企业，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尤其是副职人员太多了，而这种现象在中央领导班子里同样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久而久之，导致干部数量的积压、职责的推诿。老队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面对大量新鲜知识和经营理念，他们工作起来显得相当吃力

除了我国当时的发展现状以外，邓公提倡干部年轻化还有另

外一个重要原因：吸取苏联的教训。

邓公多次在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国的终身制，也是当年照搬苏联模式的表现，从那边学来的。苏联现在的干部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国家迟早会出现麻烦。

邓公的话一语成谶，1982年，76岁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病死在任上，整个苏联顿时一片动荡不安；而下一位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仅仅上任一年零三个月后就不幸病逝；接下来更年长的契尔年科刚刚干满一年就病逝，依然没逃过任期去世的命运

短短三年时间，三位高龄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而下一任戈尔巴乔夫直接将苏联带向了灭亡的极端。

苏联的结局于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好在邓公高瞻远瞩，为避免苏联的悲剧在我国身上再次重演，他早早地就开始部署安排

在1982年的讲话上，邓公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同志要给新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要上来接班。最终经过会议研究决定，13位国务院副总理裁减到了2人，仅保留万里同志和姚依林同志，部级机构也由原先的100个减少为61个

一批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在适当的时候退居二线，为年轻一代腾出空间的同时，也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

与此同时，一批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前瞻性的视野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任用和提拔。

这一新老交替的过程，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的工作面貌，还显著提升了整体的工作能力和效率，使得整个团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推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进程，并非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地推行激进改革，更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忽视个体差异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稳步前行，确保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这一背景下，邓公高瞻远瞩，提出了成立“老干部顾问委员会”的英明决策。这一机构的建立，不仅为老干部们提供了一个继续发挥智慧与经验的平台，也让他们能够在“以老带新”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传承给新一代干部。

老干部们通过参与决策咨询、提供政策指导等方式，一边发挥余热，一边助力中青年干部快速成长，形成了良好的传帮带氛围。

为了彻底打消部分老干部对于自己和子女未来待遇的担忧，邓公首先采取了安抚人心的措施，通过亲切交谈、耐心解释，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随后，他又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干部退休福利制度，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给予老干部充分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退休，享受晚年生活。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解决了老干部们的后顾之忧，也为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进程扫清了障碍，确保了整个过程的平稳过渡与顺利推进。

当然，邓公可不仅仅只是发号施令之人，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这次改革

从1980年到1983年，邓公先后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1987年大会召开之前，邓公又提出了退休的愿望，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留任邓公军委主席的职务。

可邓公辞职的态度很坚决，不接受组织讨论的“半退”安排，在两年后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身体仍然康健的邓公强烈要求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至此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卸下了职务和光环，但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始终没有改变，在有生之年中邓公一直竭尽全力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事情。无论是主动辞职也好，还是提出裁撤11位副总理也好，邓公都是出于从国家长远发展角度而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