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486）】1953年，毛泽东60岁。

1953年3月4日，毛泽东阅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二月二十五日写的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批示熊复（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月29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1953 年4月8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

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虛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

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 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

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

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

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

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10 周 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留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 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第二年被日本警察逮捕，后被驱逐回国。

在上海，他参加了左翼文化活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常委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了《七月》《希望》文艺刊物。

1949年，胡风同一批党外人士从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

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在1940年代，重庆文艺界一些进步作家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报刊上进行过批评，但胡风对此一直不满，对批判他的作家持敌视态度，矛盾本来就很尖锐。建国以后，胡风和一些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矛盾日趋尖锐，交锋不可避免。

1951年11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胡风派成员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6月8日，在与胡风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6月8日转载该文，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同年12月，文艺界部分同志和胡风举行过几次座谈讨论会，对他进行帮助。

胡风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在根本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随后，《文艺报》1953年第2、3期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