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1644—191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明王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展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整个来看，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
此期亦有书名者还有郑簠（1622—1693）、宋曹（十七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鋐（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书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王文治（1730—1802）、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郑夑（1693—1766）、李鱓（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夑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更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伊秉绶。
清代晚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