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劳山地区与敌军激战正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除了枪炮声，还有一条消息如同星火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已抵达甘肃武山县西南！这对于长期孤军奋战的红十五军团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前方将士们斗志昂扬，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前线指挥员更是激动不已，他们立即致信主持西北工作的朱理治，建议立刻派兵迎接中央红军，并附上了缴获的敌方情报文件作为佐证。
然而，战局瞬息万变，任何决策都必须慎之又慎。收到前线来信后，朱理治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找到了时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商议。
程子华当时正卧病在床，但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力。他仔细研读了敌方文件，并结合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一个与前线将士期望截然不同的建议：暂不迎接中央红军。
程子华的理由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基于严酷的现实和冷静的战略分析。他指出，这份情报已过期一个多月，时效性存疑。
如果中央红军确实要来陕北，应该早已到达；如果他们去了其他地方，红十五军团贸然出击只会扑空。
况且，红十五军团往返关中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敌人趁虚而入，占领红军根据地永坪镇，对陕北苏区造成致命威胁。
与其冒险长途跋涉迎接中央红军，不如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向南出击，调动西安的敌军北上增援，既可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又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朱理治仔细权衡了程子华的分析，认为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与前方将士产生误解，朱理治决定让程子华亲自前往前线解释后方的决策。
程子华不顾病体，躺在担架上，一路颠簸赶往前线，向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详细阐述了后方的意见。
经过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前后方最终达成一致，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向南出击，调动敌人，以实际行动配合中央红军。
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红十五军团的决策无疑是艰难而充满风险的。他们没有选择看似更“政治正确”的迎接中央红军，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最符合当时利益的战略选择。
这个决策的出发点是纯粹的军事考量，而非政治站队，更谈不上“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的决定，却在几年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了攻击程子华等人的政治武器。
时间来到了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突然翻出了1935年的这桩旧事，并将矛头直指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指责他们“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甚至暗示他们“想当土皇帝”。
这场突如其来的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困惑。
高岗的指控并非仅仅针对朱理治和郭洪涛，也间接地将程子华牵扯其中。他刻意歪曲了1935年红十五军团的决策过程，将一个纯粹的军事部署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描绘成对中央红军的不敬，甚至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
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当时的延安并非个例。
高岗在西北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试图通过这次会议巩固自己的地位，清除异己。而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则成为了他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利用“迎接中央红军”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将朱理治和郭洪涛打成“反中央”的政治异端，以此来达到打击他们的目的。
面对高岗的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涛据理力争，详细解释了1935年的决策过程，并强调他们从未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然而，在高岗掌控的会议上，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高岗完全无视他们的解释，一意孤行地将“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的罪名强加于他们。程子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会议，但也受到了牵连，背负了“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的莫须有的罪名。
这起事件充分暴露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扭曲和利用，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
程子华等人的遭遇，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悲剧性体现。他们忠诚于革命事业，却因为一个被歪曲的历史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这无疑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人性的扭曲。
1955年春，北京饭店。一场关于西北问题的座谈会正在举行，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旨在梳理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这对于程子华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一个能够澄清事实，洗刷不白之冤的机会。十三年了，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十三年的沉默，十三年的等待，十三年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可以倾诉。
“我早就想说这个事了……”程子华的声音略带沙哑，却掷地有声。他平静而坚定地向与会者讲述了1935年红十五军团决策的来龙去脉，再次强调了当时的决策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而非政治立场问题。
他主动承担了决策的责任，“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前后方负责同志们同意的。”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和担当。
郭洪涛也在会上为自己和朱理治辩护，再次驳斥了高岗强加给他们的“反对迎接中央”和“想当土皇帝”的罪名。
他指出，当时他和朱理治完全赞同程子华的建议，红十五军团继续南下，调动敌人北移，是为了保卫陕北根据地，也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北上。
这一部署，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后，主持会议的马明方同志做出了最终结论：1935年的决策完全是一个军事部署问题，根本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
这铿锵有力的结论，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被历史迷雾笼罩的真相，也洗刷了程子华等人背负多年的不白之冤。
这场迟来的正义，不仅还了程子华等人一个清白，也再次证明了历史的公正性。尽管真相可能会被暂时掩盖，但最终总会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