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甲10号

金宇澄出版小说《繁花》5年后，又出版了一本纪实作品《回望》，记录父辈的往事。原来，他的父亲金若望竟是一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上级领导是吴成方，隶属于潘汉年情报系统。

1940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金若望被组织调到上海。那年他21岁，和《繁花》剧中阿宝差不多年龄。阿宝开始跟随爷叔冒险淘金，金若望开始跟随上级吴成方从事危险的地下秘密情报工作。

金若望的情报工作生活，没有影视剧中常见的舞厅、酒会、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相反，日子过得很苦，别说酒店大餐，有时饭都吃不上。与金若望同一情报小组的肖心正回忆：“那时地下工作很苦，苦到饱一顿、饿一顿的。我去看金，有钱买了来就一道吃。”（引自《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中《钱明、肖心正等口述、回忆中的日本中西功及“中共谍报团案”》一文）

生活苦还不算什么，危险才是要命的。搜查、坐牢、酷刑、掉脑袋，意外常常比明天先到。

金若望到上海以后化名丁弢，进入伪上海市民协会，编辑会刊《市声》，以此掩护秘密情报工作。

不久，吴成方交给金若望一个任务：搬家。搬到辣斐德路一家私人诊所的楼上，户口登记化名程维德，与“胞兄”程和生同住。

金若望对胞兄的情况一无所知，考虑到有时要应付查户口，就问胞兄在哪里工作，胞兄答：钢铁公司。一个字都不多说，公司的名字都不肯提。事后证明，胞兄程和生真是一位严守机密、忠贞可靠的情报人员。

程和生所说的钢铁公司，是日本满洲铁道公司上海事务所，他在里面当职员。他的真实姓名是郑文道，他的秘密工作是给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做情报交通员。中西功当时担任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他是中央特科王学文发展的秘密情报员，后来转属潘汉年系统，由吴成方直接领导。

领导为什么指派金若望与陌生的胞兄同住，原因有些搞笑。程和生楼下的二房东是一个产科女医生，想把楼上改为病房，多收房租，一个劲催程和生搬走。程和生不善言辞，穷于应付。领导觉得金若望蛮活络，能言善辩，就派他搬去同住，帮助程和生对付房东。

金若望搬过去后，发现女医生不如想象的那么凶，此后也再没发生纠纷。

但是搬过去后，却产生了许多新问题。

金若望后来回忆往事时常说，情报工作是一种最讲规则、也最没规则的工作。

真是行家行话。

最讲规则——保密和纪律，是不可突破的规则底线，一旦触碰，毁的是自己。

最没规则——底线之上，没有套路，没有成规，世界混沌，千变万化，只能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让金若望搬家这件事，就在最讲规则和最没规则之间，失了分寸。

一对“胞兄弟”，素未谋面，连对方在哪儿混饭吃都说不清楚，只有姓氏相同的化名，以及对外宣称的籍贯——安徽太和。

金若望后来常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别说应付特务盘查，就是应付查户口的，一开口就得露馅。金若望是江苏吴江人，郑文道是广东中山人，亲兄弟居然南腔北调，而且和籍贯安徽的口音不着边。

后来两人因佐尔格案牵涉到中西功，又因中西功牵涉而被捕。两人分开关押，日本人讯问金若望，你们的籍贯，父母的姓名职业，你们兄弟俩四岁以后的经历。幸亏是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的口音缺乏敏感，如果换成76号的特务，一开口就得露馅。金若望只能瞎编，以为穿帮是跑不掉的。结果，日本人居然没能拆穿。原因很惨痛，郑文道牺牲了。郑文道为了保护中西功，被捕后先是跳车，最后跳楼，决绝赴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金宇澄《回望》里记载，父亲金若望搬家后，只是与郑文道同住，工作上没有横向联系，没有参与中西功的情报活动。

但是，同小组的肖心正回忆说，组织上安排金若望“协助郑文道（当时叫程和生）做交通工作，因中西功情报量大，郑文道忙不过来。让金若望协助”。

金若望被捕后，肖心正由组织委派，冒充亲友，负责照料金在狱中的生活，定期到狱中探望，送去生活费、药品、食物、日用品、文具、书籍等。《回望》一书中收录了金若望在狱中给萧心正（即肖心正）的十多封信，字里行间能看出两人深切的战友情谊。

不论金若望是否参与了中西功的情报小组，他与中西功都见过面，在座的还有关露。

《回望》一书记载，1942年2-3月间，金若望接到组织上通知，到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与一日本人会面。在座的有吴成方、中西功和胡小姐。金若望不知道胡小姐名叫胡楣，也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关露。

会面一谈，才知道组织上打算由中西功介绍金若望和关露去接编《女声》杂志，这个杂志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是中西功的朋友。

不久，中西功与金若望、关露又商谈了一次办杂志的事情。最终，关露接编了《女声》，金若望由组织安排，去了李时雨办的《先导》杂志当编辑。

金若望见了关露两次，却始终没有问过吴成方，这位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不过，金若望凭直觉，知道她准与吴成方有组织关系。此后，金若望再也没有见过胡小姐。

金若望去了《先导》杂志，杂志创办人李时雨是打入汪伪政权的中共地下党员，深得陈公博信任，当时的公开职务是上海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兼司法处处长，又兼军法处处长，少将军衔。

李时雨对金若望印象很好。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金若望原名金大鹏，江苏省吴江人，当时化名丁弢，平时大家都称他‘小丁’。时年仅22岁，既能写文章，又能承担编辑业务。”

金若望被日本法庭判刑7年后，关押在汪伪上海监所，李时雨利用职务职权，要监所的医生给金若望检查疗病，送药物食品，还借视察监所之机去看望小丁，给他留钱零用。

李时雨回忆：“那时他经过敌人残酷摧残，下肢已经瘫痪，我见他时，他已是由别的犯人背来的。”

金若望在日本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屈服，坚不吐实”，严守各种工作秘密，他周围的同志没有一个因他而出事。他被捕了，但是他刚刚见过的、凭直觉感到与吴成方有组织关系的胡小姐，却安全地在日本人的《女声》杂志里潜伏，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李时雨还想办法营救金若望。他给上海伪地方法院的典狱长陈某送了一方名贵的端砚，并帮助陈某为其所管辖的监所病犯募集医药费。重托之下，陈某答应将金若望按假释处理。但是，由于金若望在狱中表现强硬，被日本人转押到杭州监所再审。陈某得了好处，没有办成假释，只是把金若望的铁镣去掉了。

金若望转到杭州监狱后，吴成方指示仍由肖心正负责关照联系。1944年底，经组织同意，肖心正运用金若望表兄的关系，向杭州伪监狱长邢源堂行贿，以“重病保外治疗”的名义，将金若望营救出狱，送到淮南根据地。

李时雨回忆，1951年，金若望到北京开会，两人相聚，“革命胜利的喜悦，冲淡了过去的乌云，只谈了高兴的事。”不料，1955年，金若望因潘汉年案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调上海技校监督改造。后来又被打成特务，各种受难，直到1979年12月彻底平反。

两人阔别30年后，又在北京相聚，李时雨感叹：“可贵的是，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仍不减当年，还是我印象中那个朝气蓬勃的‘小丁’。”这时的“小丁”，早已年过花甲了。

金若望于2013年辞世，他看到了金宇澄小说《繁花》的出版，看到了《繁花》描绘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世象。

但是，他没有看到电视剧《繁花》的播出。

金若望和他的战友们，当年为了后人能过上一种崭新的生活，不畏牺牲，不畏酷刑，艰难奋斗。

革命终于胜利了，新的生活终于来临了，而且在不断地变幻更新中，如电视剧《繁花》里的种种世象，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金若望如果看到如此种种，不知是否会重温起他们当年奋斗时所怀的梦想，对比之下，有哪些是当年想到的，还有哪些，根本就出乎意料……

【作者：甲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