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楼又名丰乐楼，是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宋室南渡之后，在临安也有以丰乐楼命名者，它代表着一种移民的东京记忆，因此这个地方对南渡之人来说本来是一种具有特殊生命意义的文化空间。
在明清话本小说中，樊楼也作为一个商业空间频频出现。当然，对于明清话本小说而言，樊楼是一个历史的空间而非当时具体的生活空间，但作为小说场景，对这种历史空间的信息填充却仍然具有具体时空语境下的当时态特质。
就以《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而言，其本事出自《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全文不足四百字，也即说明小说故事的主体便是冯梦龙的敷衍之作。
因此作为小说主要叙事场景的"丰乐楼"，它的空间内涵依然体现为明末的商业文化属性，并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了多层空间的叙事意义。
第一层是以俞良为代表的寒门空间。成都秀才俞良临安应举下第，盘费用尽，走投无路，准备拿仅有的两贯钱买酒食吃了，然后跳西湖自杀，好做个饱鬼。
他来到了这个有名的酒楼——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丰乐楼的热闹与俞良的落寞形成了鲜明对比。
按常理来说，这是一个穷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但由于穷困潦倒中的俞良已生无可恋，所以面对丰乐楼伙计的邀请他便欣然而入。然后他在这个豪华的酒楼上吃得酒足饭饱，并在酒楼粉壁上留下了准备赴死前的绝笔《鹊桥仙》。
一个落第秀才被山水相隔，由于囊中羞涩，八千里路的乡关竟使他心灰意冷，以命作结。此虽属悲凉，但却也反映了当时广大寒门士子的实际生活状况，赶考缺少盘费并非俞良一人，俞良的遭遇只不过是当时广大寒门读书人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翟永龄为了谋得路费，竟为自己编造民谣，最后竟然还大获成功，当然这样的情节也只能出现在故事里，但是在这浪漫故事的背后不正是寒门读书人的无奈与辛酸吗？
因此，作为赤贫之人的俞良面对着八千里外的乡关而起自杀之念也是一种现实的绝望使然。而“丰乐楼”作为一个与俞良处境截然相反的富贵之地，把俞良的无助与绝望在巨大的空间反差中推向了极点。
在这个意义上，“丰乐楼”便是俞良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意义就在于以富贵场展贫穷相，从而在极不协调的画风中还原了寒门士人的辛酸生活和悲剧人生。
第二层是以店家为代表的商人空间。商人以获利为目的，在他们的常规认识中，到豪华的丰乐楼来的客人一般都是不差钱的，所以酒保对俞良的服务极其周到，随着俞良的一句“随你把来”，酒保便把山珍海味一股脑搬上桌面，并且盛酒之器还是银制酒缸。
但谁知秀才囊中无银，到此却是来寻死。结果就使得商家感觉非常晦气，所以后来宋高宗到丰乐楼欲进俞良寻死那阁儿时，酒保忙去阻拦："解元，不可入去，这阁儿不顺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过醋炭，却教客人吃酒。”
“这里所谓的“打醋炭”是民间的一种驱邪风俗，就是把烧红的炭放进醋里，用产生的蒸汽熏屋，认为这样可以驱除邪祟。
这一风俗的融入在此具有一种典型的场景化叙事效果，商人作为趋利阶层，由前面的悉心伺候到后来的自认晦气，要打醋炭，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利益相关的态度转化，同时也是一种商业民俗心理的反映。
如徽州民居中对天井聚财效应的重视体现的正是微商对生活空间的商业民俗文化之注入。包括诸多的行业禁忌及民俗仪式，其最终指向的都是以趋利为目的的生财之道。因此，这里的"丰乐楼"作为商人空间其呈现的就是一种逐利的商业文化特质。
第三层是以高宗为代表的权贵空间。与商人的禁忌截然不同，当酒保对高宗说俞良寻死的那个阁儿不顺溜时，高宗马上回言：“不妨，我们是秀才，不惧此事。”
其实，并非秀才不惧此事，而是作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权贵，高高在上的太上皇，社会规则的制定者，这些所谓的忌讳对他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空间对俞良而言是一个华丽的“生死场”，他在里面大吃大喝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后的悲壮，把人生的最后追求定格在了死前做一个饱鬼，但死又谈何容易，所以他犹豫，而不死又出路全无，所以他矛盾，这就是一个下层小民被逼无奈的真实心理写照。
不过对于高宗来说，这丰乐楼却也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所在，他对里面的山珍海味显然并无兴趣，文中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简单的几句话与对俞良酒食的铺排描写截然不同。
原因在于，奢华的"丰乐楼"对权贵们来说也只不过是极为平常的一个生活空间而已。这是同一场景里的两种不同人生相，反差极为强烈。
第四层空间是交汇空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小说家笔下的浪漫空间。落第的秀才归家无路，普通小民的疾苦何以能够到达圣听，从而得以化解呢？当然，让一介布衣直接上殿面君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完全不符合真实生活的逻辑。
所以，丰乐楼作为一个奢华的商业空间，作为四方来客的汇聚之所，正好为俞良与上皇的遇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从而让落第秀才起死回生，衣锦还乡，在圣恩浩荡的光环下完成了悲剧向喜剧的转化。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异茶肆遇仁宗》中，落第的赵伯异也是在樊楼偶遇饮酒的仁宗，从而青云有路，衣锦荣归，故事梗概与《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如出一辙。
这种商业空间促成了落第士子与皇权贵族的遇合，因此可认为是一种交汇空间。
但是这样的情节一般也只能在小说中出现，大多只不过是出自文人小说家的浪漫营构，就如《聊斋志异》中诸多投怀送抱的"狐美人"一样，完全是文人营构的一种"自我精神慰藉空间"，以热烈的浪漫来对抗冰冷的现实，从而给自己留下一丝寒夜中的烛光。
总而言之，这种商业空间是作为一种具体时空的城市生活场景出现的，它的空间意义就在于在同样的生活场景中展示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从而扩充了空间的生活容纳力和文化层级性，并使得各色人物的复杂生活交流成为可能，由此进一步延伸了此类空间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第一类商业化的城市空间展现了商人生活如何影响城市文化建构的话，那么第二类商业空间就是具体而又情景化了的众生大舞台，这个空间的开放性容纳了社会的不同阶层，同时也在相同的背景场域中展示了不同阶层的世俗生活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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