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围绕东北的接收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一边打、一边谈，都希望通过战场上的优势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1946年5月18日，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坚守了一个多月后，因伤亡惨重，后方据点塔子山被攻破，形势危急，被迫主动撤离四平。

就在此时，林彪前方总部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并向敌人提供了大量作战资料。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得到这些情报后，认定林彪的部队已经虚弱不堪，遂于5月19日下令孙立人、廖耀湘部向长春方向追击，并宣布“先进入长春者，奖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孙立人对杜聿明的命令感到非常不公平。他认为，杜聿明下达的追击长春的命令实在是不合情理。19日凌晨4时，新三十八师的一个团才刚刚进入四平城内，他们正在进行战场清理和整顿，向北追击需要一定的时间。相比之下，18日廖耀湘率领的新六军在迂回到四平西侧的赫尔苏时，并未遭遇抵抗，已经开始向公主岭和长春方向追击。孙立人清楚地知道，他的部队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廖耀湘的追击速度。

此外，新一军作为主力一直在正面攻击四平，已经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四平只是一个小城市，而长春则是整个东北的省会城市，攻下长春将会在国民党高层中大放光彩。在孙立人看来，如果要他在攻坚战时冒险上前线，却得不到相应的好处，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安排。而廖耀湘明显是杜聿明的亲信，杜聿明倾向于把攻占长春的功劳归功于廖耀湘。

当孙立人和杜聿明面对面地讨论时，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孙立人坚持认为，他的部队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亟需休整。此外，右侧的榆树台方向仍然有大量的林彪部队，如果贸然追击，可能会被切断后路，那么谁来负责呢？尽管杜聿明已经得到叛变者王继芳提供的情报，称榆树台方向并无太多守军，只需派一个加强团即可攻下，但孙立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新一军应当迅速向前追击，否则长春攻不下，出了问题你负责。至于右侧，你派一个团，出了问题我来负责。”杜聿明的话语使得争论更加激烈，两人红着脸争执不休。最终，郑洞国作为中间人出面劝解，孙立人才勉强同意派出50师缓慢向前追击。

这两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遭遇失败后，蒋介石和杜聿明对部队的撤退路线产生了分歧。杜聿明主张经过野人山返回国内，而孙立人则认为退回印度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在撤退过程中担任殿后，这一决定引发了两人之间激烈的争吵。

孙立人最终决定拒绝杜聿明的命令，率领部队安全撤回印度。相反，跟随杜聿明的部队在野人山中遭遇重重困难，许多士兵饿死、病死。更为不幸的是，杜聿明的得力助手戴安澜在接替孙立人执行殿后任务时，遭遇了日军的伏击，不幸中弹牺牲。

杜聿明此次将孙立人调往东北的动机也未必单纯。此前，孙立人曾受到英国和美国的邀请，但在未向蒋介石报告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邀请，这激怒了蒋介石。同时，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在围攻四平期间一个多月始终未能攻克城市。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将孙立人召回，亲自指挥新一军。他认为，如果孙立人不能攻下四平，这将为免去他的军长职务提供了借口。

然而，孙立人直到5月15日才抵达四平前线，而18日林彪已经撤离，使得杜聿明陷入尴尬境地。更加令孙立人不快的是，次日的报纸头条报道“廖耀湘部队攻下四平街”。当孙立人询问记者时，得知消息是长官部发布的，他感到非常不爽。尽管如此，他也不便直接向杜聿明发作。

在牵制国军向北追击的战略背景下，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辽南发动攻势，瞄准鞍山、海城等重要地区。此时，驻守辽南的国军一八四师兵力分散，面对攻势显得捉襟见肘。如果鞍山和海城失守，将直接威胁到沈阳的安全，尤其当时蒋介石正在沈阳视察，一旦东北民主联军攻势持续，甚至可能导致蒋介石落入敌手。

面对紧急形势，杜聿明迫切要求孙立人在26日之前集结部队，赶赴辽南增援。然而，孙立人以部队需要休整为由，拒绝了这一命令。此时，蒋介石突然召见孙立人，并听取了他的解释和请求休假三天的要求。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并未责备孙立人违抗命令，反而批准了他的休假申请。

孙立人的部队直到27日才完成集结，28日先头部队才抵达前线，主力部队则在29日才集结完毕，随后派出一个师开始进攻鞍山。

守备辽南的一八四师是滇军部队，师长潘朔端是龙云的老部下。龙云因蒋介石的权谋而被调离云南，导致卢汉接替云南省主席，滇军也被调往东北执行内战任务，卢汉则成为了名义上的统帅。滇军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此次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攻，援军迟迟未到。

最终，在29日，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领部队在海城发起了起义。这次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以来，国军部队首次整体起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宣告了国民党在辽南的溃败。辽南一线被东北民主联军攻破，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调动大量部队南下进行防守。

与此同时，长春以北的国军部队拉开了漫长的战线，使得国军难以形成有效的整体反击，为后来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机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