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