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正好是全国各省的大计之年，江苏省武进知县和常熟知县在考核中被列为一等卓异。按照定例，凡列大计卓异者会进入吏部的晋升程序，就是要升官了。

最终两个知县都获得了提拔，武进知县升任宁都直隶州知州，常熟知县升任浙江嘉兴府通判。

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清代的知县在晋升过程中，是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同样是七品知县，武进知县一跃成为正五品的知州；而常熟知县却仅仅得了一个正六品的通判，差距不可谓不大。

那么，正常情况下，外省知县如果晋升一般都会升任什么岗位呢？晋升过程中又是以什么标准进行衡量的？

御史在以往的文章多次提到，清代的知县升任难度极高，大部分一辈子都无法得到提升。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不局限于为官的政绩，还包括出身、政治背景、岗位繁简，以及个人原因。

不过，每三年一次的大计考核中，总会有少数的幸运儿脱颖而出，他们的仕途前程也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只是清代对知县晋升的门槛定得比较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出身

出身简单理解就是官员的学历，有正途异途之别。正常情况下，进士出身的知县比较容易得到上司的尊重和赏识，更容易获得提拔；举人、贡生、监生一类的正途出身者，上不上下不下，除非是政绩十分突出者，才有可能得到晋升。

以捐纳入仕之知县，在升迁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碍，朝廷在很多岗位上对捐纳者就有诸多的限制，加上官场之上向来看重正途、异途之分，这类知县多为同僚所轻视，在仕途上很难有突破。

其二、俸满、卓异

清代对地方官的升迁有一个硬性规定，就是俸满。知县按照不同的地域被封为腹缺、苗疆缺、烟瘴缺、沿海缺、沿河缺等等，每个缺的任期是不同的。

如中原省份的知县任期为五年，而边疆省份的知县为三年，凡是到了大计之年，只有俸满的知县，才有资格获得卓异。任期不够的，必须俸满之后，才会进入正式的铨选程序。

其三、政绩

按说，官员升迁调补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政绩，而封建时代，钱粮、刑名两项又是政绩考核的核心内容。

按清代考核标准，作为基层的知县，只要任期内赋税无拖欠、府库无亏空，地方上也没有出现久拖不决的刑案，那么就算是合格。

但是政绩这个事比较虚，钱粮、刑名很好界定，但是上司往往会鸡蛋里挑骨头，随意抓到一个小辫子，就足以断送一个知县的前程。因而，知县政绩的考核标准，实际上是以上司喜好为标准的。

只有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知县才有可能获得提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知县提拔分两种情况：一是从简缺调至繁缺，二是岗位、品级上发生变化。

清代的官制应该是历朝历代最成熟的，每一个岗位应该升任什么职务都有明确的规定。

按例，知县升迁例升六部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科中书、通政司经历、通政司知事、銮仪卫经历、京县知县、外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外府通判。

账面上看，知县能够升任的岗位还不少，然而从乾隆时期开始，知县到京师任职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了。

此前，朝廷制定了一个“知县行取”的政策，即地方上干得好的知县，由地方督抚举荐、吏部审核，然后带领引见，授予六部主事等职。

乾隆继位后不久，认为知县行取于政事并无补益，下旨废除了这一政策，此后知县只能在地方上各岗位上晋升。

算下来，乾隆之后只有京县知县、外府同知、通判、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这几个岗位可以选择。

京县知县还是太少了，除了盛京地区外，只有大兴、宛平二县。更多情况下，知县升迁还是以知州、同知、通判为主。

从品级的角度而言，知县为正七品，在他之上的从六品岗位中，仅有州同。州同不分直隶州还是散州，是知州的佐贰官，但是这个职务是专人专用的。

从康熙中期开始，就规定各直隶州、散州之州同，例由举人除授。就是说全国的州同，清一色都是举人出身，这是朝廷为了照顾落榜举子而出台的一个措施。

关键是，州同虽然为从六品官比知县略高，但毕竟是佐贰官，知县虽小却是正印官，让知县升任州同显然不符合常理。

有读者会说，同知、通判也是知府的佐贰，知县为何就能提拔到这两个岗位上呢？

同知是正五品官、通判是正六品官，这与州同拉开了差距。此外，同知、通判名义上是佐贰，实际上大部分府的同知、通判都是被外派到某一个行政区域单独办公的。

所谓的单独行政区域，即指清代特有的“厅”，厅的级别和州是一样的，只是最高长官不称知厅，而是以同知、通判为行政长官。

除了厅之外，漕运、河道两个系统也设管粮同知、管粮通判或管河同知、管河通判。这一类专职管，主要负责一个府的漕粮和河道，政治地位一点也不低。

开篇所讲的武进和常熟两个知县，之所以晋升的岗位不同，一来是武进知县是四字最要缺，且是首县；而常熟县为三字要缺也非首县，故而在晋升的过程中会多少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