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新闻，宣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关于这颗代号“596”、外号“争气弹”的原子弹，其背后的故事早已被许多国人熟知。
邓稼先、王淦昌、于敏……一个个“大佬”以常人无法企及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埋头研究，终于用核武器为新中国筑造了新的“长城”。
当然，在这些重量级人物中，被美国人称其“顶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在普通人当中的知名度应该是最高的了。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钱老曾经亲口说过，他有一位师弟比他更“牛”，甚至可以顶得上两个他。
870枚核弹，指向中国！1945年8月6日和9日，随着日本上空的两声巨响，原子弹正式踏上历史舞台。
巨大的冲击波、六千度的高温、强烈到令人瞬间失明的光波……
这两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最后的抵抗意志，但同时也引发了世人的惊惧和疑问：这种恐怖如斯的炸弹，会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如果说从整个人类的高度来看待此事过于宏大的话，那么世界各国则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要是原子弹炸到自己头上来呢？
带着这种恐惧，各个世界强国纷纷开始研发原子弹。
对于4年后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核战争的风险更是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说过：
“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再加上帝国主义妄图统治全世界的野心，新生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眼里无疑是最大的“眼中钉”之一。
正因如此，美国才会在咱们建国后不到一年，就急吼吼地纠集了17国联军，悍然出兵朝鲜半岛。
在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斗争下，17国联军被打回“三八线”以南。这场以弱胜强的“立国之战”，让中国人民真真正正地站了起来！
然而，铩羽而归的美国人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2006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提出请求，要求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公布一份清单。
经过长达9年的等待，这份名为“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清单终于被公之于众。
清单显示，中国有117个城市赫然出现在核打击名单上，美国军方计划一旦开战，就会向咱们这些城市投放总共870枚核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钱老在被美国人软禁5年之后，仍旧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也就是在彼时，钱老留下了一句至今令人闻之不禁“泪目”的名言：
“如果种苹果树是我报效祖国唯一的方法的话，我可以去种苹果树！”
师夷长技以制夷：“苹果树”的诞生钱老这句话，是对他的导师冯·卡门作出的回应。
冯·卡门1881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49岁那年移居美国。
到1938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是航空工程领域中当之无愧的“大拿”。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怀揣报国理想，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他先是就读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一年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
在加州理工，钱学森师从冯·卡门，系统性钻研现代数学、原子物理、量子化学等各种现代科学的基础理论。
钱老矢志归国之时，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候实在是太缺各种人才了。
但与此同时，国家贫弱就意味着，科研人才很难接触到最尖端的前沿知识，也很难拥有相对优越的科研环境。
所以，冯·卡门就提出了一个现在估计会被称为“灵魂发问”的问题：中国那么穷，你回去能干什么？难道去种苹果树吗？
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钱老回国之后，种下了好大一棵“苹果树”，一直荫蔽炎黄子孙到如今，让我们免于兵燹之祸。
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除了毛主席和钱老这样的高瞻远瞩之士，有几个人能想到中国会如此之快地走上伟大复兴之路？
幸运的是，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上，从来都不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仁人志士。
冯·卡门的另一名“弟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叫郭永怀。
师兄与师弟：是同门，也是知己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论年龄来说比钱学森大了两岁。
不过，与1936年就“拜入师门”的钱学森相比，郭永怀直到5年以后的1941年，才成为冯·卡门的学生。
到郭永怀“入门”时，钱学森已经取得博士学位，被冯·卡门聘任为助教了。
这样算来，他确实也该叫钱老一声“师兄”。
又是同胞，又是“师兄”，钱学森自然不免要多多照顾这位比自己大的“师弟”了。
当然，共同的报国大志才是让两人能够成为好友的真正原因。
据郭永怀回忆，当时在加州理工的中国人其实不少，但钱学森曾经说过：
“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
于是，师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不光是切磋学问，也会探讨如何学以致用，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来报效祖国。
1945年，36岁的郭永怀凭借一篇解决“声障”难题的论文，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
次年，钱、郭二人联合提交了有关超声速流动的论文，这意味着在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之后，由于分赴两所不同的美国高校任职，两人暂时分别。
彼时，郭永怀去了位于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钱学森则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虽然这两所大学都处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相隔不算太远，但毕竟两人都身有教职，还要做研究，因此基本上也只能靠音书往来了。
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就开始不约而同地谋划回国之事。
这不仅是爱国志士的格局，同时也是两人知己至交的明证。
比这两位科学界大师稍早半个时代的鲁迅先生说过：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善哉斯言，信哉斯言。
跨越太平洋：16年漂泊，终归故土1956年9月，太平洋上。
碧海蓝天，一艘名叫“克里弗兰总统号”的邮轮行驶在水天一色之间。
这艘建于1947年的邮轮是一艘万吨巨轮，船身长达609英尺（约186米）。一年前，钱学森就是乘坐该船回到国内的。
这一次，搭乘此船回国的是郭永怀及其夫人李佩。
在归国之前，郭永怀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终身教职，月薪800美元。
当时，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2.462，800美元就相当于将近2000元人民币。
作为对比，1955年我国刚刚实施行政级别工资制，最高为1级，最低为24级。毛主席拿的就是1级工资，再加上补贴，每个月拿到手的总共也就610元。
在美国享受着如此优厚的待遇，郭永怀却还是要执意回国。如果是现在，某些人一定会对他大加嘲讽：“真是个傻瓜！”
对于这种人，郭永怀本人早就给出过回答了：
“我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
长途跋涉，漂洋过海，16年未见的祖国，越来越近了。
9月30日，郭永怀顺利下船，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刚一落地，他就见到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何祚庥，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身兼理论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也是一位妥妥的顶级“大佬”。
何祚庥为郭永怀带来了一封信，寄信人正是钱学森。
当时，钱老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
在信中，钱老力邀郭永怀加入力学研究所，后者欣然应允。回国后稍作休整，他就在1957年出任了该研究所的副所长。
现实中的“擎天柱”：为我国“有核时代”顶起一片天3年后的某一天，郭永怀突然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
彼时，由于“老大哥”忽然毁约，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陷入重大困境。
中央果断决策：原子弹一定要研制出来，没人帮忙，我们就自己来！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钱学森，让其推荐一个人来负责爆炸力学工作。
钱学森想都没想，一开口就推荐了郭永怀。
就这样，郭永怀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人分别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
时间一晃，就是4年。一千多个宵衣旰食的日夜无声无息地滑过，转眼已是1964年。
罗布泊里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有核时代”！
正如电影《横空出世》里所说：
“史学家因为这天，要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两节！”
这气势磅礴的一句话，点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民从此挺直了腰杆子，再也不用怕西方国家的核讹诈了！
“争气弹”成功爆炸后，郭永怀稍微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来得及休息，一扭头就又去忙核弹的武器化研究了。
不幸的是，1968年12月，当郭永怀正在准备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发射试验时，他搭乘的飞机发生故障，在北京机场坠毁了……
噩耗传来，钱学森悲痛万分。这位被美国人畏之如虎的天之骄子，痛惜地说出了本文开头那句话：
“郭永怀能顶两个我！”
斯人已逝，但在我国早期核事业中可谓“擎天柱”的郭永怀，值得被国人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