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13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经过几代卡佩君主的统治，王权已经较此前的两个世纪有了较大的强化，国王的权力正逐渐在与教会和贵族的较量中取得上风。

腓力二世通过布汶战役一举击败了“无地王”约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以及佛兰德尔伯爵费迪南的联军，腓力·奥古斯都通过这场战争收回了如安茹、诺曼底、阿基坦等地区，扩大王室领地；基本消除了来自安茹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国内反叛的贵族也臣服于腓力二世，国王的权威得到了维护。

此外，腓力二世还建立了邑督制度，邑督代替国王在各个王室领地行使王室权力，担任司法总管，使王国与王室领地趋于融为一体，这一政治制度在路易九世统治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阿尔比派异端在法国南部也遭到打击，尽管路易八世在参加阿尔比十字军的过程中病故，但阿尔比十字军并没有就此结束，为阿尔比派提供庇护的图卢兹伯爵雷蒙七世已经无力抵御来自十字军的武力威胁，即将向法国王室投降。

在经济领域，此时的法兰西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是一个繁荣的地区，佛兰德尔、阿图瓦、巴黎、香槟和诺曼底等地的乡村和城市都很富庶，这些地区人口稠密，总人口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而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总人口则在6000万人左右，因此可以说法兰西东北部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为繁荣的地区。

在城市中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这一时期法国东北部的几乎每个大中城市都有自己的集市，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阿贝维里集市，阿贝维里的商人与来自亚眠、巴黎、伦敦甚至汉萨同盟城市的商人进行贸易活动。

来自不同地区的商品因为商业的繁荣而在法国东北部的各个城市之间流通，繁荣的商业也促进了城市中其他行业的发展，呢绒生产、冶金业、建筑业等行业占据了城市经济的中心位置，行会则伴随着手工业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管理模式上也愈发专业。

城市的繁荣使得市民阶层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国王愈发重视这些来自于城市的政治诉求，试图拉拢市民阶层为自己所用，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市民在路易九世统治时期成为国王近臣并在路易九世扮演“神圣之王”角色中发挥影响奠定了基础。

在思想领域，有关王权强化的讨论甚嚣尘上。随着罗马法原则的逐步复兴，人们开始对国王在法律中的地位进行思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基于罗马法原则提出君主是“法律之父”和“活的法律”。

布雷克顿也认为国王应该高于世俗法律，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和地上的仆人，国王仅仅在上帝和上帝的律法之下。

此外，经院哲学的支持者也在为君主制唱赞歌，例如阿奎那就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王权对臣民精神和肉体的支配就犹如上帝对万物享有支配权一般，臣民应被视为国王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

尽管在道德上国王还需要受到基督教道德的制约，即应广施仁政，以理性作为统治的基础，但国王对臣民享有绝对支配权的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些主张强化王权的思想为路易九世扮演“神圣之王”和“教化之王”提供了理论支撑。

尽管此时的法国已经具备了君主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王权相较于卡佩王朝初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强化，但这并非意味着路易九世的统治是一片坦途。

相反，他的统治需要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在王国内部，那些不甘心向国王臣服的大贵族试图借路易九世年幼的机会将国王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此外，由腓力二世所设立的邑督制此时也正在逐渐脱离国王的控制。

这些邑督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几乎与领主无异，甚至一些地方邑督干脆由当地的领主担任，他们掌握这地方的财税大权和官员任免权，还具备掌控武装的条件，逐渐走向失控的邑督制也成为了国王实行统治的绊脚石。

在王国外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国家，法国成为了二者争夺的对象，获得法国王室的支持将使得他们在与对手的抗衡中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

路易九世需要在皇帝与教皇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既不能过于倒向皇帝而遭到教会的反对，也不能过于倒向教皇而使得国王对国内教士的控制力受损。

此外，蒙古人西征给基督教世界所带来的军事威胁也需要国王来解决，尽管最终拔都的西征止步于匈牙利境内，但蒙古人的威胁依然不容忽视。

因此，综合这些因素，路易九世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王权以解决众多棘手的问题，虽然王权的发展还面临着贵族力量的掣肘，但此时的法国也已经具备了让他进一步加强王权的条件。

作为中世纪君主的典范，路易九世成功统治了社会中的三个等级，其统治的稳固与他对于君主的三种社会角色的成功扮演是密不可分的，而他乐于扮演且能够自如地扮演好这三种社会角色则要归功于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其中对路易九世施加重要影响的便是祖父腓力·奥古斯都和母亲卡斯提尔的布朗什。

腓力二世对于路易九世的影响主要在于维护与彰显国王的权威上，这种影响直接作用到了路易九世对于“神圣之王”和“战争之王”的扮演上。

事实上，无论是路易九世的祖父腓力二世还是父亲路易八世，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武士，在臣民中享有较高的权威，但是由于路易八世经常出征，因此与年幼的路易九世接触更多的是年迈的祖父腓力二世。

对于路易九世而言，父亲也许并没有为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从现存的文献中可以窥知一二。

在路易九世统治期间，除了那些仪式性的套话外，路易九世几乎从未提及过他的父亲，而祖父腓力二世则经常会在路易九世的言语中出现，根据那些为路易九世作传的传记作家们的记载，路易很喜欢讲述祖父的故事并将此作为自己统治行为的正义来源。

腓力二世的这种宽容与谦卑无疑对路易九世的统治行为产生了影响，在路易统治期间，他最被人所称道的便是宽容与谦卑。

路易的宽容使得他与英王亨利三世得以化干戈为玉帛，为法国带来了三十年的和平，他的谦卑则使得国王变成了基督在地上的投影，赢得了国内教俗两界的一致称赞与支持。

此外，腓力二世处置犯罪贵族的方式也为路易九世在进行司法审判时提供了参考，如在人们质疑路易九世是否对于将库西男爵流放的处罚过于严苛时，路易便以腓力二世也曾判处犯杀人罪的贵族以严刑的事例为自己判决的正义性进行辩护。

作为“战争之王”，尽管腓力二世与“狮心王”理查之间的战争被教会人士认为是“不义之战”而遭到抨击，但腓力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的布汶战役得到了教会的认可。

虽然这一来自教会的认可与当时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恶劣关系有关，但腓力二世的这一战争行为的正义性却被大多数法兰西人所接受。

在布汶战役中，腓力二世以秩序的捍卫者自居，作为上帝选定的国王，他是维系着三个社会等级的纽带，贵族们应该作为“战斗者”追随国王与违背上帝律法的敌人作战。

正是腓力对于“战争之王”的出色扮演使得他不仅得到了法兰西贵族的支持，还在舆论上占得先机。

布汶战役最终以法国国王的胜利而告终，当腓力二世击败奥托四世后，他本可以继续与英格兰国王约翰作战，但他却选择与约翰和谈，此外，腓力还仁慈地赦免了那些被俘虏的骑士，饶他们一死。

腓力的这些仁慈之举也符合“正义之战”战争观念中对于国王应缔造和平的要求。

在布汶战役后，这场战役的经过被法国国王的支持者们大量传颂，不同版本的故事在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这些传奇故事也对路易九世的战争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对于国内反叛贵族的宽恕以及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和平谈判中所展现出的仁慈都可以在腓力二世身上找到范例。

除了对路易九世的统治行为施加了影响，腓力二世还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了更富实用性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也使得路易九世的统治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注重提高王室收入，他雇佣圣殿骑士团管理王室财产，使法国王室的财产总额翻了一番，截止至1204年，法国王室的年收入已经多达8万利弗尔，并且为路易九世留下了约43.8万利弗尔的遗产。

这笔财富为路易九世组建军队，实施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此外，腓力二世还将此前一个并不受国王管理的单位纳入了其统治范围，那就是城市。

因为卡佩王朝的统治日益依赖城市的经济活动，加之需要争取城市居民共同反对其治下的大小领主，腓力·奥古斯都要求城市对王室效忠并为其提供军队，而来自城市的战斗力量也的确在布汶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效忠”一词在封建时代象征着君主权力，城市向王室效忠意味着国王将以法国国王的身份行事，而非以领地内的领主或封建宗主身份行事。

把城市纳入“国家”君主体系使得腓力二世得以利用俗人发挥其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这使得在这两方面国王不必一味地依靠贵族，大大加强了国王与贵族相对抗的筹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来自城市的力量的确为路易九世有效扮演国王的不同社会角色提供了不少助力。

相比之下，母亲的教导对路易的影响要更大。路易九世去世后，因为其在位期间尽心尽力地侍奉上帝，因此被基督教会视为法国的约书亚，而他与约书亚的一个共同点便是二人都有一名出色的母亲。

在谈及卡斯提尔的布朗什时，传记作者们认为她是被上帝所喜爱的人，路易九世的美德大多得益于他的母亲。

根据圣帕丢斯的纪尧姆的记载，布朗什以宗教精神培育12岁登基为王的儿子；她以妇人之身和勇敢掌控着王国，坚定而机智，坚强且正直，她以先见之明挫败了对手的挑衅，捍卫了王国的各项权力。

布朗什在宗教信仰方面极为虔诚，甚至可以被称为狂热，她的这种宗教热情也影响了儿子。

在宗教信仰教育方面，布朗什对于她的每个儿子都十分重视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她尽心教导自己的每个儿子直到他们年满二十岁结婚，这种教育时长对于当时的法国王室成员来说十分罕见，要知道腓力二世在15岁时便已经开始独立掌权，路易八世在13岁时也已经是一名能征善战的武士了。

而自年少的路易九世继位后，作为太后的布朗什对于路易的教育极为重视，她希望将路易教育为一名合格的基督教君主，她时常教育路易九世应该爱他的邻人，爱他的子民，无论高低贵贱都应慷慨仁慈地对待他们。

布朗什作为一名狂热的基督徒，她不仅热衷于基督教信仰，同时还对那些不信者如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异端抱有极大的敌意。

这种敌意自童年时期便伴随着布朗什，在布朗什的童年时期，她的父亲被穆斯林击败，出嫁后，她的丈夫也在阿尔比十字军的征途中去世，这样的经历使得布朗什往往在处理非基督徒事务时采取强硬态度。

她的这一行为也影响了路易九世，路易九世在对待不信者时也会采取强硬的态度，无论是面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尤布王朝还是信仰长生天和景教的伊尔汗国，路易九世都拒绝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与合作。

在处理国内的犹太人事务时，路易九世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将他们与基督徒臣民区别对待甚至加以迫害。

为了路易九世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教君主，布朗什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优秀的教士来教导路易九世并为他编写教材，这些教材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路易九世圣经》。

这本书中节选了《圣经》中的部分章节并由编写者为这些章节绘制插画并对经文作注，以便使年幼的国王更好地了解《圣经》中的故事与其中所要传达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中对于《启示录》中的末日部分进行了着重描述，路易九世亲政后一直致力于“拯救”尽可能多的灵魂以迎接末日审判的统治行为可能便是受此影响。

除此之外，这些被聘请的教士也成为了路易九世幼年时期的有力支持者，如苏瓦松主教巴佐什的詹姆斯，鲁昂大主教等，这些人都在少年路易九世的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也被称为“国王的教士”。

在布朗什摄政期间，这些“国王的教士”对布朗什的摄政行为产生着影响，而布朗什的摄政行为也为路易九世的统治行为提供着模仿的范本，间接地影响了路易九世亲政后的统治思想与统治行为，一个著名的范例便是布朗什对“荆棘冠冕”的尊崇。

1237年，拉丁帝国的统治力不断衰弱，当时的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希望布朗什能前往拉丁帝国辅佐皇帝鲍德温进行统治，但在巴黎主教的建议下，布朗什提出了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案，那便是由布莱恩的约翰将“荆棘冠冕”带到巴黎供人瞻仰，以此来号召更多的人前往东方支持鲍德温的统治。

最终教宗采纳了布朗什的方案，“荆棘冠冕”被送到巴黎供人瞻仰，在此期间布朗什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这件圣物并表现出了自己对圣物的尊崇。

这一行为无疑对路易九世产生了影响，当拉丁帝国再次陷入财政困难的窘境中时，路易九世便慷慨解囊对鲍德温给予援助，此后又不顾包括布朗什在内的众多贵族的反对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在其从圣地返回后，他又从拉丁帝国购买了大量的圣物，其中就包括“荆棘冠冕”。

路易九世的这一行为不仅再一次为拉丁帝国缓解了窘迫的财政状况，其对圣物的尊崇也使得他自己得到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广泛称赞。

除了在教育上教导路易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教君主外，布朗什还在路易九世亲政前以及远征埃及期间为路易的统治提供了帮助。

例如在路易九世刚刚继位之时，桀骜不驯的贵族试图以武力控制年幼的国王，正是布朗什通过游说使得摇摆不定的香槟伯爵加入了国王的阵营之中，使得佛兰德尔伯爵保持中立。

对这两位强大贵族的游说结果最终扭转了国王与反叛贵族之间的局势，使得国王有足够的力量对这些反叛的贵族进行镇压，维护了王权的权威。

而在路易亲政后，国王也乐于与母亲分享权力，二人在“为民造福”，使臣民遵从上帝之道这一方面的认知是一致的，那就是应教导臣民以基督教律法和道德为日常生活的准则，对于那些拒绝遵从上帝之道的臣民则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例如在1229年的《巴黎和约》上，布朗什要求雷蒙七世必须向法王效忠，并将他的女儿嫁给路易九世的兄弟阿方索，并以阿让内、鲁埃格和格尔西三处领地作为嫁妆，普罗旺斯脱离图卢兹伯爵领，由教会控制，国王占据博凯尔和卡尔卡松，雷蒙七世必须向教会请罪并协助王室剿灭异端。

这一媾和条件完全可以用严苛来形容，而当雷蒙七世于1249年去世后，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其全部领地被并入王室。

如果说路易九世与布朗什有什么重大分歧的话，便是在路易决定远征埃及后，布朗什提出了反对。但布朗什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对于十字军行为本身的否定，而是担心自己无法再次见到自己的儿子，而这种担心最终也成为了现实，在路易九世于圣地逗留期间，布朗什去世。

综合来看，布朗什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对于儿子的教育以及在路易继位后所提供的支持都对路易的统治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路易九世统治时期，他经常会以“母亲曾说过”这样的言论为自己的统治行为提供合法依据，路易九世对于“神圣之王”和“教化之王”的成功扮演与母亲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