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5日晚，天空没有月亮，夜色昏沉黑暗，万籁无声，只有沉默的黑暗包围一切。5月6日2点50分，一声火车笛鸣，划破寂静的夜空，象饥饿的野兽在嚎叫。
这是一列由浦口开往北京的津浦快车，美国制造的，由于是钢质蓝漆，所以又称蓝钢车。这车子设备十分华丽，行车时刻非常准确，它是世界联运的国际列车，欧美人多乘这列车。
今天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摩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
同时，他们挑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旅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搡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锃亮的新式手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1万元，头等车3万元，洋人5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20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象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被俘的人质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兵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口严密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被邦架的洋人）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的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劫车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外国报纸称临城劫车是“第二次拳乱”，中国报纸称之为“民国第一案”。
5月7日，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5月8日，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约见内阁总理张绍曾，严词指责北京政府对外侨保护不力，表示：“使团因中国政府营救被掳外人立时出险所取办法之结果急不能待，特再为声明，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12日夜12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24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
5月9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团又发表声明，限北京政府于3日内，全部救出临城被劫外侨，逾期依时要求赔偿。”美国国务卿许士声称，美国军队将成为北京公使团的武力后备，支持公使团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保证外国人质获释。因此，公使团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国官府马上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谈判。日本则乘机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奇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地，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去“说票”、“赎票”，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弟，官宦世家，人称“李大少爷”。2人遂于5月11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2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
劫车一案闹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地方上更是兵荒马乱。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名。”
众匪首闻言也有几分紧张。二人看在眼里，进一步说：
“任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受招安，图个功名，官方也有台阶可下。你们看如何？”匪首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开了口：
“二位老爷子这样说，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俺得有条件。”
接着，他掰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官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若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当下匪首齐声允诺，请二位休息，便计议起来，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见：
“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得了回话，便下山去了。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涨。12日上午，李炳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入山，请土匪派代表出山，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这时，匪首们才感到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并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和参谋长。孙美瑶一伙在山中实力最强，200多支枪，他本人年轻胆大，野心勃勃，又是这次劫车的主角。郭其才有智有谋，是见过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被官府骗了。
13日下午，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入正题，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30里；送一批食物、饮料和用具来；收编抱犊崮匪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
“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太好了！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说，三天就成。”
于是，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物品，雇民工运上山去。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人。因此，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一整天，才勉强能从骨头上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7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人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州诸公并不都象他那样忧心忡忡。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以滕、峄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室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5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放的洋人，却是新的5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
“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20日，官、匪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1/3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然而，土匪们抱定1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绝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住。随后，他偕吴毓麟北上进京，陈调元、温世珍南下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田中玉到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频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此又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他指出，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土匪行动。此次临案，外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鼓励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岌岌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10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勒志一翻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主剿空气顿时浓厚起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一个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他小时卖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打破僵局，5月26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表诚意，匪方于30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镜以为炫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不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
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3000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500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以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
“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
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豫。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
临成劫车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做了30多天恶梦的洋大人终于重获自由，又登上津浦快车，跑回上海安乐窝去了。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回答说：“没发武装带。”“这不成，不象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好说歹说才算将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27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其中20多名5-12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堪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率领匪众集中枣庄车站东郭里集地方，听候点编，政府派山东第五师第十八团长吴可璋率所部前来枣庄维持治安，协助点编事宜。收编名额以枪支为限，大约有一旅之众，实际上长短枪不过干余支，人数不到2000人，定名为山东新编第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这样，以孙美瑶为首的一伙江洋大盗摇身一变，成了装备精良的政府军。然而，当惯了自由自在的山大王的孙美瑶是不愿受人管制的。什么军队的纪律、什么上级的指示，他哪里能够受得住呢？他的口号就是纪律，他的话就是指示，他就是大王。他习惯于大家都听他的，而不能想象要他来听从别人的。他这次之所以接受收编，是他被迫无路可走，想以此来解燃眉之急，缓缓气，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图谋东山再起。而北京政府收编孙美瑶也不过是明抚暗剿，决意拔掉这根“杂毛”。
至于匪首孙美瑶的结局，同年12月16日，因为从“匪性不改，时有越轨行为”，发展到“公然率众叛变”，所以被兖州镇守使兼四省剿匪副司令张培荣带兵驰剿，用计诱获，当场就地正法，最后还是结束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