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云 来源：《宿迁史志》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在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当中，唯有周恩来与朱瑞的故居相距最近，一个出生在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的驸马巷，一个出生在今江苏省宿迁市龙河岸边的朱大兴庄。在1996年地级宿迁市成立之前，宿迁是淮阴市（淮安市前身）的辖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与朱瑞将军是战友，也是同乡，同时也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生死存亡关头中流砥柱似的人物。红军时期，一个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一个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乃至红一、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然而，这两位战友加“老乡”又曾在革命的征途上相见恨晚，有离有合，相得益彰，从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缘。
大上海第二次握手
1930年1月，上海城寒色未减，依然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在先施公司的东亚酒楼上，有一位身材颀长，戴副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与另外两位同伴，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他们的等待中有火热急切的希望，但也时有音信不通的失望。这位年轻人就是朱瑞，他于几个月前从苏联克拉辛炮校毕业，带着笔试和实弹射出双双第一名的成绩而受命回国。他们于上年9月辗转德国，又取道意大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才一路劳顿来到上海。没想到，一连两个月未与党组织取得上联系。这段时间里，朱瑞心急如焚，正如他在后来的日记中所言：“在找到党之前，我们很像失去母亲的孤儿。”
红军时期的朱瑞
世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说，而上海街头与邓颖超的邂逅相逢，确实给朱瑞一个喜从天降的感觉。3月底的一天，朱瑞忧心忡忡地漫步在静安寺附近的一条大街上。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帘中，他急忙赶了上去，亲切地唤一声“邓大姐”。原来，他们以前曾见过面，这次意外地相逢，让朱瑞一颗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那天，邓颖超正在陪母亲散步，见到了朱瑞，给她也来了个惊喜。她迅即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汇报。几天后，周恩来派方英与朱瑞等人联系，并将他们安置在中央军委招待机关暂时住了下来。
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地，周恩来与朱瑞的两双大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朱瑞热情地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江苏宿迁人，周恩来也亲切地待之以老乡之礼。出乎朱瑞预料的是，他本以为周恩来认不识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而周恩来一句第二次握手的话语刚出口，那惊人的记忆力顿时让朱瑞佩服不已。那是1928年8月的一个傍晚，到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周恩来，在会议结束之后，身为中共军事第一负责人的他，特地赶到克拉辛炮校驻地孔采夫，向军校的所有中共党员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并作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的报告。当时朱瑞担任军校中国学员中共党支部书记，那天聆听报告的场面，他依然记忆犹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分配朱瑞到中央军委参谋科担任参谋，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剪报、绘制地图、整理和保管各种军事材料，并有权代表中央军委出席江苏军委和上海市委的有关会议。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朱瑞回国以后，在周恩来及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一年，他面临着三件大事：一是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大会，会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到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精神；二是参与防范扑灭党内大叛徒顾顺章的斗争，这对保卫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意义重大；三是领导和指导国民党第26路军的策反及策反培训工作，以壮大红军力量。
早在1928年5月初，周恩来为筹备中共“六大”，就提前到了莫斯科，他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请示共产国际，在中国留学生中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指挥和各军兵种技术人才。这个建议立即被共产国际采纳。这次朱瑞的回国，正是被视为典型的军事人才之一。据后来参与宁都暴动策反工作的袁血卒回忆：“26路军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和暴动的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的，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任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的朱瑞同志。”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26军举行的宁都暴动终于成功了，这次暴动的成功也恰恰是朱瑞戎马生涯的开始。
苏区鏖战风雨同舟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时代的重任使然。1931年1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之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诸职。也正是在宁都暴动的当天，朱瑞即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侦察）科长兼第三科（交通）科长；半月后调任红五军团训练班政治委员，不久即调到左权任军长的红十五军担任政治委员。当时红军不断与敌军作战，部队建制也变动较快，指挥人员的更换也比较频繁。同年年底，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建议下，朱瑞又升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与宁都暴动的主要指挥者董振堂配合，由董任军团长。
1933年6月，蒋介石调集50多万兵力，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此时毛泽东同志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朱瑞将军在历经赣南水口、浒湾、宜黄等战斗以后，已成为一位文武兼备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总政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投入到保卫红色苏区的战斗之中。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周恩来与朱德继续采取毛泽东式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的弱点，创造有利时机，各个歼灭敌人。
1933年8月25日，周恩来与朱德致电董振堂、朱瑞：“以董朱率13师17日由原地（长汀）经广昌以11天行程到黎川，并指挥20师为抚东大队。”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配合彭德怀兼司令员的东方军，在福建境内截击邵武之敌。第二天朱瑞与董振堂即率部出发。江南的秋日依然骄阳似火，他们在崇山峻岭中长途跋涉，如期到达指定地点黎团村，及时组建了抚东大队，并于9日配合红三军团，取得了围攻将乐、顺昌的战斗胜利。不久，又与董振堂率部参加黄陂战役，并在此次战役中担任右翼主攻任务，歼灭陈诚所部59师，活捉敌师长陈时骥。随之，红五军团又配合红三军团取得了草台岗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共歼敌2.8万余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朱瑞与他的红五军团首先负责保卫苏区北大门——建宁的战斗任务。1934年4月22日，朱瑞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报告“关于五军团各部守备梅江的布置情况：34师主力集结梅口，并构筑梅湾九岭一带工事；一百团在李家坊，并于梅口李家坊间进行运行防御，节节抵抗敌人。……”
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结局。
长征路上患难与共
1934年8月，朱瑞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命，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与时任军委副主席、军红总政委周恩来的距离愈来愈近了，然而，新的革命斗争环境也愈来愈艰苦卓绝了。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西方人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当代著名作家魏巍更是形象地把红军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讲到长征的胜利，人们自然会想起扭转战局的遵义会议。而在遵义会议上，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周恩来与朱瑞，都是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周恩来不仅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而且在会上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竭力推举毛泽东为党与军队的领袖。当时他最中肯、最简洁的一句话是：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众所周知，红一军团是长征中中央红军的主力，而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朱瑞，行军作战大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的身边。在遵义会议召开2个月后，党中央又在遵义中学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瑞代表红一军团作遵义战斗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心悦诚服地说：“这次遵义战斗，扭转了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
长征（油画）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朱瑞担任政治部主任。两位战友加老乡的距离更近了，友谊也更亲密了，那是革命同志的友谊，也是患难与共的的友谊。
在当年红军长征中，最悲壮惨烈的，是湘江战役。而最艰难困苦的，又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将士们无水无粮，只能茹草饮雪，有的甚至解下身上的皮带煮熟了充饥。在那极度艰难的环境中，中央领导关心将士们的冷暖，将士们也关心领袖们的安危。过草地前，一军团侦察连在山上搜集到四个用麻布做的帐篷和几袋青稞。朱瑞当即与左权商量，留下一部分给身边的将士们过草地用，另外两个帐篷与60斤青稞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志送去。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那饱含革命情谊的帐篷为领袖们遮挡了多少风和雨？那普普通通的60斤青稞，也许就是领袖们渡过难关的生命之粮。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又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与张浩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分东西两条线。东线工作由朱理治与李克农负责，西线工作由彭德怀与朱瑞负责，并由朱瑞主持日常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瑞、刘志丹等人联名发表了《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同胞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朱瑞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好对东北军将士的统战工作，为同年底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奠定了较好的思想与政治基础。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一封电报告慰英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9月，朱瑞又受周恩来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工作。1939年8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式任命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后兼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领导山东地区的抗战工作。此时，周恩来也往来于延安与重庆之间，从事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几年内，他们一直没有谋过面。
1943年秋，朱瑞按照中央指示从山东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因故延期，直到1945年4月下旬才召开。这期间朱瑞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的6月非同寻常，朱瑞在延安也有两件事最难忘记，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分别找他谈了话，两位伟人的谈话，集中共同一个主题——请朱瑞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在王家坪谈话过后，毛泽东与朱瑞亲切地合影留念。后来朱瑞高兴地告诉爱人一个秘密，他说解放战争初期，有关场合的毛泽东挂像，就是从他与毛主席合影的镜头中取下的。临行，朱瑞还接受了毛泽东一件赞誉式的礼物——毛泽东风趣地称他为“中国的炮兵元帅”。
1945年6月，毛泽东与朱瑞在延安合影
周恩来与朱瑞的谈话，是在中共“七大”刚刚结束不久。那天周恩来居住的窑洞里谈笑风生，两位“老乡”的谈话都体现共同的基调——诚恳。首先，周恩来对朱瑞这次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进行安慰开导，然后才转移到谈话的主题上：“中央想让你去协助彭德怀同志工作，做副总参谋长。”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听了他的一席话，朱瑞也诚恳地说：“我在苏联就是学炮兵专业的，我想到炮兵学校当个教员。”朱瑞就是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共产党员，面对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不去高就，却偏偏要求去当教员。也许是为朱瑞的精神所动，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对朱瑞所提的要求非常重视。正是在延安窑洞与两位伟人的谈话，带来了朱瑞人生的转折，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也使他为了人民的炮兵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窑洞谈话后不久，朱瑞便与周恩来执手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1948年10月1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将军，不幸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第二天，身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从西柏坡发出了唁电：“朱瑞同志牺牲，实深悼念。同意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以作纪念。”当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之时，朱瑞将军已经长眠于哈尔滨烈士陵园。
1949年毛泽东为朱瑞炮兵学校题词
作者介绍
莫云 江苏泗洪人，迄今发表出版文学及其它作品35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乡路弯弯》《天涯芳草》等，诗集《忘忧草》《青橄榄》《莫云社科文选》等12部。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宿迁市诗词协会副主席，泗洪县乡贤协会副会长，国家二级作家。
【作者：莫云 来源：《宿迁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