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也怒批汪东兴：“你这样是要犯大错误的！”
这次会议过后，汪东兴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务。
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30多年，一向忠心耿耿，为何曾志等老同志要对他点名批评？
汪东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13岁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
汪东兴参加过中央苏区的第五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跟随部队参加了长征。
在中央苏区时，汪东兴在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后来又担任学校指导员，军事素质进一步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
1947年春天，汪东兴调到中南海，在毛主席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长期掌管8341部队。
毛主席在人才济济的队伍中选中汪东兴，说明汪东兴一定有过人之处，他办事认真负责、做事细心，军事素质也很强，枪法也很准。
1949年2月，毛主席和傅作义会谈后，派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到北平，汽车开到滹河边时，发现300多米处有一群大雁在河面上戏水。
傅作义想试试汪东兴的枪法，汪东兴随手拿起枪扣动扳机，只听一声枪响，有只大雁被射中了。
傅作义当即称赞道：“打得好，可以得90分！”
1949年8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时，汪东兴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出访的安全，汪东兴派遣了足够的兵力，在北京至满洲里沿线的桥梁、涵洞、至高点都布置了警卫。
不管是在中南海还是外出视察，包括毛主席考察黄河、重上井冈山、武汉游长江等重要出行，大多由汪东兴负责。
毛主席十分信任汪东兴，他曾说：“别人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已经习惯了。”
除了警卫工作外，毛主席还委派汪东兴当做联系人，有些工作安排，很多人不知道，但汪东兴都是知道的。
有时毛主席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要通过汪东兴才了解。
在1978年会议召开时，汪东兴担任副主席，并兼任多项职务，而曾志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位相差很大，为何曾志要这么气愤地批评汪东兴，这和她的丈夫陶铸有关。
曾志原名曾韶学，是一位杰出的老革命家，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3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性格刚烈而正直，反对封建礼教，拒绝了家里安排的包办婚姻，在学校时参加了反动害僚军阀的进步运动。
曾志15岁时参加了革命，进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报名时才改名为“曾志”。
有同学好奇地问她为何要改名，曾志豪气地回答：“我就是要为广大女性争志气……”进入讲习所学习都是男同志，她成了唯一的女学员。
曾志在讲习所毕业后，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等职，参加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为我军保存了革命力量，为井冈山“朱毛会师”奠定了基础。
1928年，17岁的曾志来到了井冈山，担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后来一直跟随毛主席在赣南和闽西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曾志的两任伴侣夏明震和蔡协民先后因革命事业牺牲，她在福建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认识了陶铸。
陶铸性格直率且脾气火爆，曾志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太好，但通过长期的相处后，两人有了好感，便结为夫妇，生下了女儿陶斯亮。
曾志怀上女儿时，有一次外出工作，骑马受了惊自己摔成脑震荡，但幸亏女儿没事，但女儿刚出生时，由于护士经验不足，不小心摔在地上，摔得哇哇大哭。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里，曾志不得不将3个亲生儿子送人抚养，女儿陶斯亮从小在延安保育院长大。
1966年，陶铸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务，曾志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因病在北京休养，一家人在北京团聚。
这时正值特殊时期，陶铸受到波及，被撤销了职务接受审查。
1969年10月15日，陶铸动手术重病卧床，汪东兴派人找曾志，对她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去不去自己决定，但去了不准和外界联系。”
曾志得到消息后如当头一棒，她追问：“什么时候走？”
汪东兴说：“明天就走。”
曾志表示：“陶铸病得很重，最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明天走肯定不行，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但汪东兴定下了最后期限，规定陶铸在10月18日必须离开北京。
陶铸动了手术后身体很差，需要亲人的陪伴和照顾，但他坚持不让曾志陪同，他认真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照顾好女儿亮亮她们，我也就放心了……”
这一次分别，两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但只能坚强地道别，分开时都没有掉眼泪，就像战争年代时一样。
1969年11月30日，两人分开43天后，陶铸离开了人世。
陶铸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不仅饱受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丈夫陶铸去世后的多年中，曾志变得沉默寡言，她写了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开始了艰苦的上访历程。
1978年4月，中央委员陈云致信党中央，并转交了曾志关于陶铸问题的来信，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在陈云、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重新审查并纠正了一些错误结论，为陶铸等一批受到波及的干部恢复了名誉。
汪东兴长期担任专案组负责人，很多老党员受过他的“关照”，除了陶铸外，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也被汪东兴一个电话折腾得“老泪纵横”。
汪东兴的一生十分传奇，他对开创中国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但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对很多平反专案处理不积极，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谈到彭真等人的平反问题时，汪东兴表示：“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1978年，在一次中央重要会议上，汪一真发言道：“我和汪东兴一起工作过，他对保卫毛主席安全立下了功劳，但卫生部平反案中，受到他的阻挠。”
性格泼辣的曾志也毫不客气地对汪东兴批评道：“你这样是要犯大错误的！”
曾志回忆起丈夫最后岁月的那段往事，毫不客气地指责汪东兴：“哪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汪东兴虎着脸说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并拒绝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1979年中央政治局组织的生活会上，汪东兴又成了大家炮轰的对象。
陈云也表示：“东兴同志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在巨大的压力下，汪东兴主动辞去了副主席的职务，但党中央保留了他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顾问会委员的职务，这是对他以往功劳的肯定。
在共和国历史进程中，有很多像曾志那样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坎坷人生，依然矢志不渝，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也有一些像汪东兴那样的同志，曾犯过错误，在争议中离开领导岗位，但也曾在危急关头为中国走向选择作出贡献。
他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洗礼，经历了很多困难，也正是因为他们，让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不断的推进和延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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