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并且咱们中国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即便对咱们来说，这事儿如今仍极具话题性，让人有些碎三观。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杀人凶手将受害者藏尸地点告知给他的辩护律师，然而面对法官和警方的要求、被杀小姑娘父母的苦苦恳求，以及数不清的民众的谴责，律师竟无论如何都拒绝说出藏尸地点。理由只有一个：他要恪守职业道德，为客户保守秘密。
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几年前发生的另一起事件：2016年，FBI以追查一名恐怖分子信息为由，要求苹果公司解锁一部手机。正常情况下，公司肯定赶紧配合相关部门把案子办了，苹果公司却以“可能破坏用户隐私安全”为由始终拒绝，最后还遭FBI上诉。
两件事虽并不完全一样，却有着相当的相似性，例如，他们都被骂得很惨，却也被另一部分人奉为“英雄”。
1973年7月29日，纽约州快乐湖地区地区警方接待了3名失魂落魄的小伙子，他们自称从死神手里捡了条命。
原来在几天前，几人结伴在快乐湖附近的山区露营，却被一名中年男子诱骗进深山老林并控制。男子当着三人的面用刀子刺死了年仅18岁的菲利普，好在他们及时挣脱了绳索，对方见局势不对也趁早溜走。
经指认，警方认定凶手为38岁的面包房工人格鲁，听到这儿，老警官们坐不住了，
这格鲁算得上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他前科累累，似乎有些怪癖，经常对小女孩不干不净，还曾因非礼小姑娘而锒铛入狱。8年监禁结束后，格鲁的人生一度走上了正轨，成了家立了业，还被纽约州警方挑出来当做为“浪子回头”的典范。
哪知1972年11月，这家伙又“暴雷”了：被控告非法监禁，警方在调查时又意外查出他藏毒；半年后，他又因骚扰两名10岁左右的女孩被警方逮捕。
要知道，快乐湖在美国是一处颇有名气的景点，对当地而言，旅游业算得上一大“支柱产业”，格鲁却凭借一己之力几乎将其摧毁，1973年的菲利普遇害案发生后，外地人闻其大名纷纷敬而言之，快乐湖地区立马萧条起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普的女友，来自波士顿学院的大学生苏珊一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此案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每一名民众的切身利益，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之下，警方展开了纽约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搜救行动，辖区内能调用的警力几乎倾巢出动，政府每天都至少要为之支付5万美元。
8月9日，警方击伤凶犯并将其缉拿归案，当地民众如同过年，纷纷站在路边打出敬语。
然而问题来了：格鲁嘴很硬，警方虽能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与苏珊以及其他几宗悬案有关，可前者无论如何都拒绝交代尸体的下落。
美国司法讲究一个“无罪推论”，在谋杀案中，如果检方不能找到凶器、受害者遗体等关键物证，那么法官就很难给嫌疑人定罪。
当然，从当地民众的情绪来看，最终宣判交给陪审团，敲定格鲁有罪是没什么问题的，可程序还得走一遭，而在给被告指定律师时，格鲁突然指名道姓地要求一位名叫阿玛尼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事实上，这样的案子没有律师愿意接。
首先，格鲁干的确实不是人事儿，再想出名的律师，也不会蠢到用这种方式博眼球；其次，格鲁就是个打工仔，手里没几个钱，这种官司十打九输，打完还没多少薪酬，谁会傻到自讨无趣呢？
阿玛尼却被迫趟了浑水：一来，两者之前合作过几次，算是有些交情；二来格鲁的妻子伊迪丝找上了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一定要帮忙，结果阿玛尼圣母心一发作，法官提出要他充当被告辩护律师时，他没有拒绝。
阿玛尼为了接手此案，特意推掉了其他几个委托，就在愁眉苦脸地为此案做准备时，他是万万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被它折腾到多惨。
阿玛尼首先要求格鲁交代案子的所有细节，包括藏尸地点，哪知格鲁精明得很，每当提及要害，他不是头疼就是腚疼，怎么都不肯说。阿玛尼曾真诚地劝告过，称想要他帮上忙，格鲁必须开诚布公，不要有隐瞒，对方压根不吃这套。
好在阿玛尼并不气馁，和身为刑事律师的老朋友贝尔格再三设法摆脱警方的严密监视，总算获得了格鲁的信任。几天后，两人来到格鲁的病房内，将电视、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令警方监听失效，格鲁这才将两起杀人案的藏尸地点说了出来。
紧接着，两人设法摆脱了警车的跟踪，开车先后找到了两名女性受害者遗体的藏匿地点，分别位于一处废弃矿洞和一处公墓，他们没有移走遗体，只是在离开前拍下了照片。
几天后，两名遇害姑娘苏珊和艾丽西娅的家人来到律所，百般哀求，希望阿玛尼能够告诉他们女儿的位置，阿玛尼始终用官方说辞拒绝。与遇害者家人会面的当天下午，他和贝尔格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由于受到律师职业誓言约束，绝不会泄密。
后来，两位律师回忆称，那段时间他们连着好几晚夜不能寐：“我们想帮助他们，但这是特权信息，实在爱莫能助。”阿玛尼更是坦白称，那种来自自己良心和外界的重压，险些令他疯掉。
最终，格鲁毫无疑问地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注：纽约州于2007年废除死刑，终身监禁即为最高等级的刑罚），同时强制规定在服刑未满25年之前不准申请假释。
对于真凶的审判结束后，人们开始了对两名律师的清算。
在愤怒的民众看来，阿玛尼和贝尔格无异于格鲁的“帮凶”，地方警局局长直接要求检察官以“阻碍司法”的罪名起诉律师。而受害者家人也曾以“未经许可拍照，并为方便拍照擅自挪动受害者遗体”的理由发起控诉。
这起事件毫无疑问地彻底摧毁了两人的生活和事业，阿玛尼本身是一家颇具规模律所的合伙人，此案过后，几乎再无人委托他办案，其身价一落千丈，最终沦落为一名助理。他每天都要接到无数谩骂的电话，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最令人绝望的是，连家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阿玛尼的母亲直接怒喷儿子：“为什么要替杀人凶手保密？你是不是疯了？”妻子更是选择疏远，可谓众叛亲离。
要说唯一值得欣慰的，恐怕也就是因为恪守了律师所谓的“职业誓言”，成为职业圈子里的英雄了吧——至少许多同行能够理解他们的决定，有时还会向他们报以掌声。
承受了这一切，他们最终获得的回报只有不到1万美元的薪资。
那么，阿玛尼当年作出的决定当真合理吗？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据那个年代美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只从理性来角度出发，这个决定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公民有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就是阿玛尼在回应媒体时提到的“（免证）特权信息”。如果犯人将相关信息告诉给了律师，律师转而就汇报给警方，那么公民的这项权利便沦为空谈。
因此，从性质上来说，阿玛尼拒绝透露遇害姑娘的藏尸地点，实际上也算是在捍卫美国宪法。
然而，美国的法律体系显然并非无懈可击的，政府很快便意识到此案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此案结束后，美国立马在众高校开设相关职业伦理课程。
1983年，美国律师协会修改职业规定：当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大伤害的犯罪行为”时，律师可以将委托人的特权信息公诸于众，这与身为律师的誓言不相违背。后来，该规则多次被修改优化，阿玛尼当年面临的困境便不复存在了。
这个问题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可能也曾面临过相似的困境。归根结底，此案的本质无非是一道“人性道德”与“契约规则”的选择题。
当然，在咱们这儿，这个问题恐怕并不难回答——毫无疑问，公众的利益是最高利益，道德即为最高的法律。
笔者认为，咱中国人更重人情，在面对同样的难题，最终选择道德和人性的往往会获得支持和掌声，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的体现。然而，倘若阿玛尼当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对法律而言是否是某种程度的破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