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只是为了表达，类比才是为了思考。 而我们的思考，往往不是直击本质的揭示，而是找到类比的发现。一旦找到合适的类比，我们往往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洞明。 所以，对于古代王朝到底要收多少税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类比。 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类比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即：王朝出售公共服务以赚取税赋，而百姓购买公共服务而交纳税赋。 于是，古代王朝到底要收多少税的问题，就转化为：历代王朝的公共服务到底值多少钱、到底该怎么定价的问题。 定价高了，就是聚敛于民；定价低了，就是厚养百姓。 那么，这个定价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也就是说，古代王朝出售公共服务的价格，到底怎么决定？ 传统帝国，一般认为是主权在君的。所以，王朝公共服务的价格，由皇帝决定。但是，皇帝决定价格，就应该学秦朝：“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但也要“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君聚敛于民而民揭竿而起。然而，真实世界并非如此。即便是秦朝也非如此。甚至，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的清朝，竟还提出了“永不加赋”的宪法性祖制。 既然不是皇帝定价，那就是百姓定价，如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成为传统王朝的一条重要价值信念。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对于孟子的主张，朱元璋不仅嗤之以鼻，甚至还把亚圣孟子赶出了孔庙。百姓定价，不仅皇帝不答应，而且官僚士大夫也不答应。 宋神宗要苦士大夫而悦百姓。守旧派大臣文彦博当即发难，指出了北宋王朝的权力本质：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百姓高兴与否，不重要；官僚高兴与否，才重要。因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官僚的意志，足以左右皇权，自然可以左右定价权。但是，这也不对。“百代皆行秦政制”，而秦政制的路径依赖，恰恰是为了强君，而不是为了强官。到了明清，官僚士大夫集团连个宰相都不会出现。 不是官僚、不是百姓，也不是官僚士大夫。那么，还能有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