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详细梳理了古今税赋变化，其认为老百姓的税赋越来越重。 而原因就是官府不断在正税之外加派苛捐杂税；而每一次财税改革，往往不是清除苛捐杂税，而是整合苛捐杂税入正税；但之后官府又会加派新的苛捐杂税；于是再次财政改革，再次整合苛捐杂税入正税。 所以，从古至今，老百姓的税赋越来越重。 夏商周三代，老百姓的税赋最轻。因为国家只收田亩税，也就是粮食。地里长出多少粮食，国家按比例收取多少赋税，税率一般为十分之一。 汉代实施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却不比三代的十税一更轻。因为三代的井田与秦以后的民田相比，质量更好、产出更多，所以税率自然要高。 魏晋时期，又在田亩税之外，增加了户调税。唐朝时期，又在田亩税和户调税之外，增加了丁口税，即所谓的租庸调制。 唐德宗时期，实施了两税法改革。其实是把户调税和丁口税并入田亩税，然后按土地面积每年征收两次，即所谓的两税。 到了宋代，又在两税之外，增加了丁口税，要求百姓或是交钱或是服役。到了明代，两税仍为正税，但“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 张居正时期，实施了一条鞭法，将一切苛捐杂税合并到田亩税。 但是，不久之后，又有了里甲正役，“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而到了明朝末年，又有新饷、练饷，一直加税到大明灭亡。 这就是一个正税、加税、并税然后再加税、再并税的过程。 到了明朝，老百姓的赋税之重已经无以复加。所以，现在应该恢复三代的做法，即只收田亩税，“援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那么，明朝老百姓的税赋真的已经沉重到无以复加了吗？如果不是，那黄宗羲的论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