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在北京的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曾问过毛主席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而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1935年的草地分兵。”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主席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遵义会议前的冷落低谷，却都能付诸笑谈，唯有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前的这一次路线之争，被他耿耿于怀了近30年。

草地分兵，起因是那位张政委以私谋权，执意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而结局却是红军打了一场根本就不该打的恶仗—百丈关。

1935年的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最重要的一次战略会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红军该往哪里走？

这个问题本来不需要辩论，因为长征的北上方针是早就定好的。而且就当时的战略局势而言，回头向南有中央军和川军的几十万追兵，向东要强突敌人130多个团集结的岷江防线，而西边又是广漠的荒原，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北上陕甘。

这个方案，只有一个人不同意，那就是张政委。因为他也设计了一份所谓的“川甘康计划”，要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发展，或者南下四川。

张政委此人善于权谋，但在军事上缺乏战略思维，习惯乾坤独断。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恶果。如今坚持留在四川，无非是认为自己在这里树大根深，只要留下就能在红军中争取足够的话语权。相反如果北上，那么去哪里做什么，他都做不了主。

这一分歧，最终给之后的草地分兵埋下了巨大隐患。

两河口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南下战略被否决。但不甘心的张政委仗着军权在手，屡次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直至9月17日，张政委再次乾坤独断，发出密电命令四方面军主力执行南下计划。

当时红军兵分三路，张政委直接掌控了左、右两路军，包括刚合编过来的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总兵力达到8万余人。他要走，谁都拦不住。

得知张政委执意南下后，毛主席也是长叹一声：

“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但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毛主席为什么会说“南下是绝路”？为什么又笃定“他们还会回来的”？

因为张政委的南下战略有三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第一：首先要攻占成都等中心城市，然后谋求解放整个四川。

第二：消灭大部分四川军阀势力，击退追剿的中央军。

第三：迅速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部队提供充足的后勤补给。

以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三个目标极为困难，至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如果红军短期内不能在川中站稳脚跟，就将陷入内无依托、外有追兵的绝险境地。

张政委光想着“打下成都吃大米”，却没有想过万一失败该往哪里去。顾头不顾尾，把自己陷入攻占大城市、守住大城市、以一省之胜利谋求全国之解放的错误逻辑里，这是张政委战略注定失败的根源。

但张政委的性格就是这样，志大才疏，为达目的不计后果。他在军事上唯一的底气，就是红四方面军尽打“神仙仗”的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和张政委从不是一类人，包括在草地分兵前，他也是坚定地支持北上路线，但为了不让张政委独自把队伍拉走，也为了不使红军一分为二，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徐向前只能选择南下。

晚年徐向前曾在自己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想，是北上还是南下？北上，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一方面军。那时政委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一句话“走着看吧”道出了多少无奈？只能说对于南下，徐向前和大多数的红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没有底气的。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去闯一闯。

红四方面军折返南下，最震惊的还是四川军阀。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通：“送走的客人怎么又回来了？而且还是一路打过来的？”

这个时期的川军是支奇怪的队伍，充满矛盾。

他们有愚昧的一面：纪律差，单兵作战能力差，整体战斗力差，大多还都是“双枪兵”，爱抽大烟，个头矮小，面黄肌瘦，不要说打仗冲锋，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往常军阀混战打的也都是糊涂仗，一触即溃，逃跑的功夫却是一流。

但川军也有血性的一面：一旦涉及根本的“家国”层面，他们就会展现出狼的坚韧和顽强，团结得如同磐石，风雨同舟，生死相依，敢于和任何来犯之敌拼到山穷水尽。

简而言之一句话：红军如果只是想借道过境，川军定然会积极“配合”，百战百败。但红军要是想在川中建立根据地，挤压军阀们的地盘，那么川军定然是要拼命的。

不过红四方面军此番南下，并没有留给川军过多的思考时间。徐向前用兵向来讲究“狠、硬、快、猛、活”，翻雪山，越蜀道，猛打猛冲，一路破关斩将。10余天内，红军攻克懋功，连占日隆关、巴郎关等7座县城，击溃敌6个旅，毙俘敌人3000余人。

南下第一阶段作战，几乎在旦夕之间就取得了全面大捷。

战役之顺利，让历来自傲的张政委愈发轻敌，随即便又发布了亲自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要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四川王”刘湘。

这份计划的名称既拗口又复杂。但其实战役目标也简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几座重要县城，消灭川军有生力量，扫清攻打成都前的障碍。

10余天内，8万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川中各县齐头并进，接连攻占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边界大片地区，毙伤俘川军1万余人，击落飞机1架，迎来了南下最为高光的时刻。

不仅如此，川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刘湘的21军，而这个军中战力居首的又是川军名将郭勋祺的模范师和杨国祯率领的教导师。而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川军两大王牌同时被红军正面击溃，狼狈而逃。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胜，春风得意的张政委甚至还“特意”给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发去了一封电报：

“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是的，此时的张政委自信地认为南下战略即将迎来最终胜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战场之下被他忽略的两个关键变化，正在给红军制造巨大麻烦：

因为有红一方面军作为掩护，从中央军各部到川中军阀，都误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全速北上，因此放松了对四川的戒备。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北边的胡宗南部撤回了甘肃，南边的薛岳部也准备掉头去进攻贺龙的红二、红六军团。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剿总”司令官刘湘所辖的各路军全部被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

红四方面军南下之所以一路势如破竹，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川军完全没有防备，许多川军部队甚至一枪未放，就被前方溃退的败兵裹挟着一起逃亡。

连番大胜，让红军上下逐渐衍生出轻敌的情绪。唯独只有徐向前还保持着清醒，他知道自从南下以来，红军打的胜仗都是击溃战，歼敌少，甚至接连让敌人成建制的逃脱。为此徐向前曾严厉批评前线带兵的倪志亮、许世友、王建安、程世才四大主将：

“敌全退，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真军事上之盲子，大误军机！”

徐向前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敌人每败必逃，战斗力保存完好，如果等这些力量逐渐逃亡至同一个点，那么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解放战争中，粟裕之所以能在华东打出一片天，核心战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大的歼灭战，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精锐力量，才能永久性扭转战争的实力对比。

不然的话，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对于“四川王”刘湘而言，当他发现红军杀了个回马枪后，便亮明了自己的底线：

“只要红军不侵犯川西平原，我们就与他和平相处，以免让老蒋坐收渔利；如果红军非要进攻川西平原，那就等于要了我的老命，只能与红军决一死战了。”

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红军占领了川中大量县城，随后又乘胜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东下川西平原，想要攻占成都的战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川军内部虽然派系林立，互相争斗数十年，但说到底只是小打小闹，谁输谁败都不伤及根本。而红军一旦攻下成都，整个川军的历史怕是都要就此终结。

绝境之下，刘湘大喊“保家卫国”的口号，号召各路川中诸侯一致对外。这一次，川军总共集结了80个团，连同来援的中央军薛岳部，总兵力达到20余万。而刘湘把这些兵力都集中到了一个点，布置出一张巨大的口袋阵，只等与红军决一死战。

而这张大网的中心，就是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沿，卡在名山至邛崃的公路之间，是邛崃山脉通向川西平原一个绕不过去的交通枢纽，更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

川中古话：“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但对于红军来说，强攻百丈关却是下下之策。作为四川人，刘伯承就曾从军事角度劝过张政委，说道：

“百丈关一带基本都是小丘陵，地势开阔，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有利于敌人飞机和大炮发挥大作用，对擅于游击战的红军来说，在这样的地形和优势敌人作战，极为不利。”

其实一开始，徐向前的目标也不是百丈关。他安排了一路奇兵，让号称“旋风部队”的红9军27师孤军突进，避开川军正面碉堡群，从侧翼迂回，长驱敌境200余里，突然出现了通往邛崃的大道上。而邛崃，正是刘湘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刘湘把主力全部投在南面的百丈地区，没有想到北线会出现一支锐利的红军突击部队，顿时方寸大乱，甚至一度绝望得想要退守成都。

不过作为“四川王”，刘湘到底还是有些手段。冷静下来后，他命令手下向外散出假消息，说驻防百丈关的只有地方部队，川军主力十多个旅都已经前往邛崃集结，只等红军自投罗网。

在刘湘的操作下，这个情报很快就传遍了四川，自然也被红军探知。在不知真假的情况下，张政委、徐向前、陈昌浩都不敢贸然让27师孤军前往邛崃，只能放弃突袭计划。奇兵先谋被一则假情报耽误，留下了巨大遗憾。

而这样一来，红军与川军在百丈关决战，也成为定局。

11月16日拂晓4时，红25师75团率先发起进攻，正面击溃川军两个团，仅用2个小时便攻占百丈关。但直至此时，一个选择也摆在了红军面前：如果主力过于分散，甚至一线排开，就容易遭到川军侧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如果把部队都集结于百丈地区，丘陵地形面对空袭不仅难以防御，红军还要被动陷入最不擅长的阵地战。

正如刘伯承所预测的那样，在百丈关决战对于红军来说极为不利。而面对两难选择，徐向前也只能将兵力都收缩到百丈左右，哪怕他明知这里可能就是川军的陷阱。

到这个节骨眼上，两边其实都在拼。徐向前要拼红军能不能一鼓作气，把川军的口袋阵突出一个口子，然后直下成都。而刘湘则是在拼他布置在百丈东北的十多个旅，能不能及时完成合围，把口袋中的红军彻底吃掉。

近30万大军挤在一个狭长的百丈关，人海对人海，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任何战术可言。川军在中央军数十架各种型号战机的空中支援下，利用碉堡和工事，封锁前进路线，同时用迫击炮吊射红军攻击阵地。

但面对士气正盛的红四方面军，川军说到底还不是对手。随着主阵地不断丢失，川军败兵不断后撤，防线接近崩溃。关键时刻，川军范绍增的第4师却突然加入战场，甚至扭转了川军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

范绍增人称“范哈儿”，为人憨厚耿直，看似憨相，实则大智若愚，打起仗来勇猛顽强不计后果，因此得名“傻儿司令”。范绍增一股蛮劲，看到前线川军兵败如山倒，气得大骂废物，不管不顾地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往百丈关冲。

放往常，范绍增没少在红军手中吃败仗。但到了百丈关，红四方面军血拼川军主力，虽然一直占据主动，体力也已经到了极限，被这样一支生力军一冲，只能由攻击转为防御，战场形势瞬间扭转。

缓过气的川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地区10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反扑。刘湘派出督战队，下达死命令：谁敢后退一步，立即端枪射杀！战至最后，川军甚至开始组建敢死队，一波一波地冲锋，成堆的尸体填满沟壑。

作为红军悍将，陈锡联曾回忆说：

“我们在百丈地区十几里的弧形阵地上摆起了上百挺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打掉一批，又上来一批，这些川军就像韭菜一样，割一茬，又长出一茬。”

从14日到21日，红四方面军与川军血战7天7夜，川军伤亡高达1.5万，红军伤亡同样近万。但对于坐拥20万大军的川军来说，1.5万人不过九牛一毛。而对于总数只有8万的红四方面军来说，近万的伤亡代价可谓触目惊心，尤其是这些伤亡基本来自于一线的主力部队。

百丈关战局没有打开，中央军薛岳纵队的6个师又压了上来。在川军和中央军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的情况下，红军歼敌时机已失，只能决定放弃百丈，转战川康山区。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段时间内，红四方面军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张政委的南下战略宣告彻底失败，部队只能开始转移北上。

当毛主席预言南下是绝路时，张政委不屑一顾。当刘湘在报纸上宣称红四方面军已是穷途末路时，他无言以对。百丈关战役，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遵义会议，它用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军事战略的高瞻远瞩，也促成了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回归。但这一仗，代价太过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