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华飞
陈赓的一生是军人血火风雨的一生。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 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 明的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在上海中共中 央机关从事情报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团长、师长，步兵学校校长，军区及纵队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 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 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 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 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他不仅战功彪 炳，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斗争战线、政 权建设、统战工作、院校创立、国防科研等 多方面亦勋绩赫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长杨得志曾满怀深情地说过：“陈赓同志 不仅在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很 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
1927年，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南下广东的途中腿部负伤，被秘密送 回上海治疗。伤愈后，陈赓被周恩来选中，进入刚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陈赓化名王庸，担任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在1928年至1931年 的四年期间，陈赓协助周恩来领导整个中央特科，成为我党隐蔽战线最杰出 的情报工作者。
在陈赓将军的传奇生涯中，有不少传奇故事，而他和陈养山建立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反间谍情报关系和在天津的隐蔽斗争则是至今广为人们传诵的 “点睛之笔”。
1928年初，从情报科成立开始，陈赓和陈养山就到中央特科工作。当时 陈赓和顾顺章往来较多，他和顾顺章曾一同去前苏联学过情报、保卫工作，在1928年初到1931年间又一起在中央特科工作。
陈赓的事情顾顺章知道得特别多，就连陈赓的家人、亲戚、朋友，顾顺章也认识不少。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就是1933 年12月顾顺章领着敌特分子到她娘家把她 抓走的。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立即让人通知陈 赓马上隐蔽起来，以免遭到敌人暗算。
陈养山从1928年开始，即在中共中央 特科工作，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 的情况也比较知底。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 击，周恩来也派人立即通知陈养山，叫他必 须马上撤离。
当时，陈养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 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党派人告知陈养山：“顾顺章已经叛变， 肯定会到上海来抓人，你必须撤离躲藏起来”。要他立刻离家在外面先住一 个星期。
陈养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就离家出走。随后他躲到一个在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读书的同乡那里，这个同乡叫俞同良，当时俞同良住在美术专科学 校附近的一个二层栈楼里，楼下是个小商店，陈养山和俞同良都住在楼上。
为了隐蔽、安全，陈养山很少出门，时常在家中待着。俞同良会给他买些 馄饨、小笼馒头、大饼、油条之类的小吃。有时，趁人少不注意时，俞同良也会 把自己这位同乡好友带到学校食堂里吃饭。
就这样过了一周左右时间，陈养山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打听，战友们 都很安全，这才放心。
这时，党组织又派人来和陈养山联系，让他找一所房子，同陈赓暂时住在 一起，并告诉陈养山“所找的房子条件要好一点，像是写字间房子，扮作商人 模样，还要有前后门都能走，不易被人注意的地方，宁可多花些钱”。
陈养山按党组织的要求，四处打听，到处活动，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地方。
这个隐蔽住处是在原跑马厅旁，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一个三层小楼， 都是写字间，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很是安静，并且前后门都通着，便于应付 敌人的突然袭击。
陈养山在三层小楼内租了一个写字间，虽然房租贵一些，但还是较满意 的，随后他先搬了进去，并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三天后，陈赓也搬了进来，并对这个隐蔽住处较满意。除了外出活动外， 他们就这样隐蔽着住了下来。
1931年1月初，中央特科计划在北方开展情报工作。其中一个关系是担任 过国会议员的胡鄂公(化名吴南湖)。他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旧官 场做事较久，同很多上层人物都有往来，对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情况较熟悉。 他凭借诸多社会关系，同我党取得联系，经常向我党提供重要情报。中央特科 让他以他的社会身份和官场关系开展情报工作，并安排杨献珍做他的助手。
1931年春末，天津、北平、顺直省委党组织多数遭受破坏。安子文、周仲 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一批负责干部被捕。法院刚刚受理，尚未定案。这是一 个极好的营救机会，党中央将营救任务交付给胡鄂公和杨献珍，要他们设法 通过一切关系营救被捕的同志出狱。
30年代初时的刘少白在北京
这时，国会议员刘少白正在营救其女儿 刘亚雄和女婿陈原道。刘少白利用国会议员 的地位结识了天津法院的上层人物，经多方 活动，终于使法院答应花5000块大洋，可以 把这批人犯放出去。
胡鄂公得知此情况后，便找到刘少白。他 俩同是国会议员，原本是要好的朋友，而且都 秘密地在为我党做事。刘少白把营救的情况 告诉了胡鄂公。胡见营救有望，便去上海将此 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陈赓和陈养山住进写字间后，因这里都 是做生意的，敌特不太注意，交通也较方便。 他俩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倒也安全。可是陈赓在上海认识的人太多，许多特情关系都来往过。党组织怕他出事，决 定派他同陈养山去天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即天津、北平、顺直省委党组织 多次遭受严重破坏，许多负责同志和党员被捕，要他们去调查天津的情况。
党中央指示他们去天津的任务，一是营救被捕的同志。调查被关在什么 地方，协同胡鄂公和杨献珍进行援救。二是考察在天津能否建立特科性质的 机构，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三是清查叛徒的情况。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 重，必须加以镇压。
陈赓、陈养山、王根英(陈赓夫人，她刚从敌方逃出)一行人，于6月16 日，由熟悉天津情况的“红队”成员邵扶民陪同离开上海。因坐中国船恐出问 题，便选定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从上海港的太古码头上船，经过四天 四夜到达塘沽。第二天一早改乘火车到达天津，邵扶民把他们领到法租界的 交通旅社住下。
邵扶民别名张麻子、蔡麻子，是上海某医科学校的毕业生，曾开过自办 小医院，我党有的同志负伤后就秘密到他的医院救治。以后邵扶民参加了中 央特科，他长相虽瘦，个头不小，是有名的神枪手。这次他是被派往东北工 作。到天津后他把陈赓他们安顿好后，就去沈阳了。
后来陈养山《在天津的战斗》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乘的是一条英国货 船，住的是个大通铺。船的速度很慢，要坐四天才能到天津。
记得在船上还 发生了一件事，船上有一个茶房给旅客端饭，邵扶民同志发现这个茶房有麻 风病，立即向船方提出不能让这个人干这个工作，以防传染。陈赓、我还同邵 扶民开玩笑，说是多亏带来个医生，否则会得传染病的。
船到了塘沽，码头上 冷冷清清，我们下船看了一下，只见一片荒凉，什么东西也没有，很贫穷，想下 馆子吃饭都找不到地方。我们又上了船，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到了天津。
邵扶 民同志把我们带到四面钟世界旅馆。邵和旅馆老板很熟，他向老板介绍说， 我和陈赓是到天津来做买卖的。在旅馆里，陈赓同志一家住一间房，我住一 间，邵扶民大概没有住，买了火车票就去东北了。”
陈赓和陈养山从上海动身时，都是商人装扮，28岁的陈赓着灰色的丝绸 衫、绸裤、布鞋，陈养山也是商人着装。
他们对旅社老板说，此来是要在天津开商店，陈赓是老板，王根英是老板娘，陈养山是账房先生。
天津党组织遭受的破坏异常严重。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俩奔波了半个 多月才接上党的关系。稍后同杨献珍接上了关系，初步了解到被捕同志被关 押的地方。当时，杨献珍化名“杨仲仁”,陈养山化名“老王”。
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便搬出另找住 处。陈赓一家住进一所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同杨献珍同住协 力进行营救工作。
1937年的杨献珍
一天清早，杨献珍买回几张当天的报 纸，在《大公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昨晚在 汀洲会馆破获共党机关。
杨献珍看了这则 消息十分吃惊，心想：顺直省委书记殷鉴 曾派河北省委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来大同公寓找过我，赖德就住在汀洲会馆。莫 非……杨献珍越想越担心，立即将此情况 报告给了陈养山。
陈养山是一位处事十分机警、干练的 情报人员，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搬家离 开大同公寓。但杨献珍说他已约陈赓上午 8时来大同公寓，然后同去国民饭店与刘少 白会面，需将转移的新地址通知陈赓。
陈养山说：“不行，现在已经出事了，不小心还会出差错，必须马上离开大同公 寓。”于是他俩立即搬出了大同公寓。
陈养山立即去同陈赓取得联系。然后独自一人在一家烧饼铺的楼上，租 到一间很小的民房住下。
杨献珍立即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联系。恰巧刘少白由于获悉北平家中出 事，已离开国民饭店返回北平。
1931年7月的一天，胡鄂公从上海回到天津。他告诉杨献珍，中央已同意 花钱赎买被捕的安子文、刘亚雄等同志，钱也带回来了，要杨献珍马上去同刘 少白取得联系。
杨献珍把当时发生的局势变化等复杂事件告诉了胡鄂公，说刘少白已回北平，失掉联系。但胡鄂公还是坚持要杨献珍去北平，按他写的地 址去找刘少白。同时，胡鄂公将他写的《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交给杨 献珍，让他抄写五份，到北平后秘密交给五个情报关系人。这五个人中，有西 北军将领张克侠、何基沣等。
杨献珍到北平后先送“大纲”,已经送出四份，这时他就想去找刘少白， 可他不知道刘少白的地址在哪儿，就向第四个情报关系人打听是否认识刘少 白，关系人称“认识”,并愿领杨献珍去找刘少白。结果，杨献珍不但没有找 到刘少白，反而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杨献珍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后，营救工作被迫停顿了下来。于是陈赓同陈 养山集中力量清查叛徒。他俩陆续发现了一些叛徒，逐渐掌握了不少情况。
有一天他俩正在街上行走，迎面走来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 人。陈赓轻声对陈养山说：这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机敏地拐弯走开了。
此人叫张克云(张开运),是天津有名的大叛徒。他曾在苏联留学，回国 后在天津叛变，疯狂地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别人的生命，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极 大危害。陈赓因同他相识，所以马上避开。
陈养山盯了几天，查清了这个叛徒住在华界一家小旅馆里，经常在华界 和法租界的几个旅馆出入，频繁地同叛徒、特务接头，活动相当猖狂。他的存 在对北方党组织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陈赓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建议除 掉这个叛徒。不久，张克云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赓因怕被张克云认出来隐蔽了几天。陈养山独自一人单独活动了几天， 发现了不少叛徒。法租界的法国公园是个交通要道，英、日、法租界的许多条 电车线路经过那里，每天黄昏时都有一些叛徒在那里活动，有的在同特务接 头，有的对革命者跟踪盯梢。陈赓和陈养山便常到这里来观察叛徒的活动， 因他们只有两人不好采取行动，只能设法认识他们，跟踪了解他们的活动情 况，研究他们的活动规律，以便报告党中央，调集力量加以处置。
陈赓、陈养山经过一段时间调查，逐渐掌握了相当一批叛徒的姓名、特 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等情况。有一天晚饭后，他俩在劝业场转悠， 突然碰见四个叛徒。因他俩这几天几乎每天同这些叛徒见面，可能引起了这 些叛徒的猜疑。但对方人多，他俩怕吃亏便迅速避开，由于对天津的地形不很熟悉，他俩各自转了三四个小时才甩掉叛徒的跟踪。
第二天，陈赓找陈养山碰头研究工作，他俩都感到天津的叛徒相当猖 狂，竟然敢在大街上横冲直闯，公开接头、跟踪盯梢，确实威胁党组织的安 全。于是决定陈养山立即回上海汇报情况，建议党中央派“打狗队”来天津镇 压叛徒。
陈养山汇报后在上海待命。半个月后中央派“王老头”同他去天津，察看 了现场及叛徒的集中点和活动规律，以便考虑镇压叛徒的具体方案。“王老 头”在天津待了一段时间便回上海去了。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唐山的工人党员同陈赓接上了关系。这个人姓 鞠，过去表现很好，有老婆、孩子。陈养山就搬过来和老鞠同住。陈养山住楼 上，老鞠一家住楼下。陈赓一两天来一次，有时商谈工作，有时一同出去活动。
9月初一天下午二三点钟，陈养山让老鞠去买份报纸。本来只需十分钟， 可直到天黑老鞠也没回来。正在焦急等待时，陈赓来了。根据情况判断肯定 是出了问题，他俩马上离开鞠家。陈养山又回到交通旅社去住，老板见“账房 先生”来了，很热情地招呼住下。
第二天向天津的同志打听老鞠的情况，果然是被捕了。鉴于这种情况，他 俩继续留在天津会有危险，便决定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由于认识陈赓的人很多，如坐火车恐路过南京时碰见叛徒不好办；如乘 轮船，天津去上海的船一周只有一趟；若再住下去又不安全。为了不使叛徒、 敌特发觉，他们决定，先坐晚上10点钟的火车，经过济南前去青岛，再从那里 坐船回上海。本来，从旅社和陈赓的住处出发，都离天津总站较近，但因那 里叛徒较多，容易出事，于是他们改到偏僻的南站上车。
这天晚上，陈赓用纱布包着头部，装作受伤的样子；他的腿脚本来就受 过伤，当时故意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着。第二天顺利到达济南，这时已是 中午时分了。下了火车后就去吃中饭，下午又坐火车到了青岛。在青岛换乘日 本邮船，一天一夜就到上海了。到上海后，他俩住在天津路谦泰旅馆，这是个 商人聚集的地方，比较隐蔽。他们回上海后不到20天，就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 消息。
陈赓和陈养山一致认为，天津这个地方比上海小，没有回旋余地，不易隐蔽，很难建立特科性质的机构。他们这次的天津之行，基本上完成了党组 织交给他们的任务。返沪后不几天，陈云代表党组织来谦泰旅馆看他们。陈 赓向陈云汇报了他和陈养山在天津了解到的情况。陈云让“两陈”不要上街， 特别是陈赓尽量不要出旅馆门，因为认识他的人很多，以防出危险。
这时，中央对陈赓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让他把工作交待给别的同志。过 了两天，中共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去工作。这时，刘鼎来 找陈养山谈话，要他仍留在上海，继续在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