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曾有一本名为《往事不忍成历史》的书籍出版，而它的作者名为阎明。

阎明本身并不出名，但他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因为他是当年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那本书说的正是阎仲川的人生故事。

让人惊讶的是，阎仲川当副总的时候，军衔仅仅是大校。而大校当副总还是很罕见的事情，称得上一件殊荣，只是这份殊荣对他而言也充满了挑战。

结果没两年的工夫，阎仲川就出事了，他被停职并遭遇了长达七年多的审查。从高位跌落谷底，阎仲川当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1922年，阎仲川出生在河北定县杨村镇一个小商贩家庭，其家境谈不上富贵但也不是很清贫，至少是吃穿不愁。

因而尽管是家中的老二，阎仲川还是与哥哥阎伯泉一起享有上学的机会，他们都在镇上读新式小学，接受了近代化的教育。而阎仲川在学校的表现还十分不错，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在小学毕业后，父亲却要阎仲川辍学。阎家毕竟只是小商贩家庭，供养两个孩子读书还是有些吃力，父母只能押宝其中一个，而让另一个帮贴家业。

对此阎仲川感到十分沮丧，他对读书还是十分渴求的，于是就提出考取公费学校，这样就能为家里节省开支。

在征得父母同意后，阎仲川刻苦读书，最终考上了保定工业职业学校。只要他从这里顺利毕业，以后就能进工厂上班，阎仲川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然而阎仲川考学的这一年正是1937年，全面抗战在这时爆发了，他的求学之路被迫中断，也就只能待在家里。

北平失守后，一支国军队伍撤到杨村镇，还把阎仲川抓了壮丁，让他在军队中做苦力，负责给长官挑行李。

可阎仲川当时毕竟只有十五岁，哪里干得了这种体力活，仅仅走出去十几里路他就累的瘫倒在地，再也走不动了。

长官看他瘦瘦弱弱，不像是个当兵的料，居然还大发善心将他放了回来。

阎仲川跑回家后，意外发现大哥阎伯泉也回来了，原来他也是从北平逃回来的。

大哥的归来对阎仲川是一个契机，因为哥哥阎伯泉在回乡后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他还鼓动弟弟阎仲川和他同去，兄弟俩于是一起参了军。

只是兄弟两人的军装才穿了一个月就赶上鬼子扫荡，杨村镇也未能幸免。

如果被前来扫荡的鬼子看到身穿军装的兄弟二人，那不仅他们别想活命，恐怕还要连累全村百姓。于是在鬼子前来搜查的时候，阎母呵斥着让两个儿子赶紧把军装脱下藏起来。

阎伯泉没拗过母亲和妻子，老老实实地脱下军装交给母亲，阎母将其埋在了一口大水缸的下面。

至于阎仲川，他没有理会母亲的劝告，直接翻墙逃跑了，鬼子也没有发现他，就这样让他逃出了杨村镇。

那以后，阎仲川留在了队伍上继续打鬼子，而大哥阎伯泉反而在家里当了农民，兄弟俩从这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由于年纪小，阎仲川在参军后的头两年没有经历太多战斗，主要是接受军事培训。

然后因为八路军在历次反扫荡中损失很大，冀中军区出现了干部短缺，有着一定文化水平的阎仲川就被派到冀中军区参加培训，学习战术和测绘作业，毕业后到军区司令部当起了参谋。

冀中军区的司令员就是吕正操，他对阎仲川这样机智勇敢的小同志很是爱护，两人相处也很融洽，阎仲川成为了他用的最顺手的参谋之一。

于是等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之时，阎仲川也跟着一起去了，还是在司令部给他当参谋。

乃至于说抗战结束了，吕正操被派到了东北，阎仲川依然随行而去。不过到东北以后，吕正操却刻意与阎仲川保持了距离，后者于是来到林彪麾下做事，并得到了林总的信赖。

四平战役期间，林彪麾下有一个叫王继芳的作战科副科长叛逃了，这让林彪大为光火，因为这个王继芳曾是他十分信赖的人，长期参与司令部军事行动的策划。

这件事之后不久，阎仲川在一次外出侦察过程中也是迟迟不归，林彪以为出了个“王继芳第二”，气得他大发雷霆。

好在这时候阎仲川回来了，还为林彪带回了重要情报，这才让他转怒为喜，从此阎仲川就成为了林彪最依仗的参谋，两人关系十分亲近。这对当年的阎仲川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是后来他出事的一大原因。

在解放战争中，四野的功劳是很大的，他们一路从北打到南，解放了半个中国。

在解放了广州以后，中央就成立了中南军区，而阎仲川则在中南军区作战处担任副处长，继续做参谋工作。

1955年大授衔时，阎仲川还只是个中校，五年后他才被晋升为大校。至于为什么阎仲川的军衔这么低，主要因为他资历浅薄，功劳也不是特别显眼。

毕竟阎仲川参军的时候都1938年了，相对于那些老革命来说确实有点晚了。

毛主席曾经规定：“红军不下校”，也就是从红军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长征的，军衔最低也得是少校。

至于将帅级别，那也得是从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并且功劳卓著的人才能评得上，像阎仲川这样在抗战时期才参加革命，且一直从事参谋工作同志，大校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不管怎么说，阎仲川都是功成名就了。相比之下，他的大哥阎伯泉就很“惨”了，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得知阎家老二当了“大官”，老家的人都很唏嘘，说要是阎伯泉当年也跟着一起跑了，说不定比弟弟的成就还要大一些呢。但这终究只是人们的闲话，让当事人听起来估计还有些刺耳。

另外，参军打仗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活着走出战争，又怎敢奢求成就。我们也只能在这里感慨，命运的安排有时候还真就恰到好处。

说回建国后的事情。当年的中国一共有六大军区，其中东北军区与中南军区都与原来的四野联系密切。而在1955年，由于六大军区改组，中南军区改成了广州军区。

尽管军区司令员由林彪换成了黄永胜，但其四野的血统依旧纯正，再加上林彪地位日益提高，广州军区的干部也愈发受到重视。

于是在六十年代，随着杨成武等人被撤职，包括司令员黄永胜、第一政委陶铸、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温玉成以及参谋长阎仲川都被征召入京。

这里只有阎仲川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在众人里军衔最低、资历最浅，但黄永胜却破格提拔他为副总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

对于阎仲川来说，这份殊荣显然过于大了，以至于让他有些惴惴不安，因而进京之后的阎仲川一直十分谨慎小心，他对工作以外的事情毫不关心，坚持不串门、不走动，就连林彪和黄永胜请他看电影他都不去，也不让自己家属去，颇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

身为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当年的工作其实就是针对苏联，珍宝岛战役之后两国关系很紧张，中央对可能到来的进攻十分担忧，国家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总参谋部要做的就是做好战备以预防突袭。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一个在日后牵连阎仲川的事情。

那是1969年的10月18日，阎仲川被黄永胜叫到办公室，后者递给他一张记录纸，然后说：“林总有几点指示，你记录一下，然后向部队传达。”

阎仲川将黄永胜说的话一一记录下来，在回到作战室后进行整理，考虑到事关重大，他决定将其按照特殊的顺序处理，便命名为“一号令”。

因而在当晚九点半过后，震动全军的一号令通过四部保密电话向各大军区单位发出。

依照命令，陆军九十余个师、五百二十余个团，海军四百三十艘舰艇，空军四千一百余架飞机被紧急疏散，其行动规模十分之大，也标志着我军战备的最高峰。

但发出这个命令之后，阎仲川还没有意识到这会给他带来多大麻烦。

当晚发出一号令时，阎仲川也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向黄永胜汇报，但由于时间太晚了，他也就没有打扰。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阎仲川被叫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并被一顿痛批。

挨了批的阎仲川一头雾水，半天后他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对这个一号令竟然一无所知，这让他老人家十分生气。

据汪东兴描述，一号令发出后是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周总理送去传阅件，而总理批示后又送给毛主席批示。

结果毛主席在看到这个命令后，发现自己竟然被蒙在鼓里，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当场要人烧掉这个传阅件。

要知道，毛主席才是军队最高统帅，而林彪搞出这么一档子事，从各方面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找来阎仲川，就事先不报告和文件编号两个问题对他提出了批评。

阎仲川对此颇为后悔，懊恼于自己没有事先向总理请示就发出号令，结果捅出了篓子。

不过，就实际来讲阎仲川也是没法向总理请示的，无论是程序还是职务，他都没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工作，这事应该是黄永胜出面才对。

阎仲川的儿子阎明后来在自己的书里讲：“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而在当时阎仲川只是挨了一顿批，事情过去了也就完了。

一晃两年过去，时间来到1971年的8月13日，周总理突然找到几位副总参谋长，向他们宣布了林彪出逃的消息。

这一变故让阎仲川愣在当场，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但这的确是事实。

八一三事件后最初的时间里，阎仲川并未受到影响，他照常组织战备工作，还在当年的9月24日跟着李先念出访越南。

原本按照计划，李先念将先行回国，而阎仲川要留在越南考察战场，但中央突然通知他和李先念一起回国。

其实在阎仲川出国的当天，黄永胜等人就已经被隔离审查，现在只是祸事也找上了他而已。

在阎仲川返程的机场上，周总理早已等候多时，他迎面就是一句：“阎仲川同志，根据中央决定，黄永胜已经被撤职接受审查，你是他的得力助手，要好好交待问题！”

听到这一句，阎仲川顿时感觉有如五雷轰顶，而叶剑英元帅也在一旁说：“你还年轻，又有工作能力，一定要好好交代问题，将来还能出来工作。”

原来，随着八一三事件的发生，当年的一号令被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发出这个命令的阎仲川自然脱不开干系，必须接受组织审查，他随后就被有关单位带走了。

之后的时间里，阎仲川一直处在隔离审查中，面临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不过，尽管曾是林彪、黄永胜的亲信，但组织上并没有发现阎仲川和他们有什么不正常的往来，他唯一的污点就是一号令。

可以说，多亏阎仲川当年做事谨慎，没把自己卷到旋涡中去，但他偏偏做错了那一件事，还是为自己惹来七年的牢狱之灾。

一直到1979年，阎仲川才终于被解除监管，组织上最后也是以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让他离休。至于最后的审查结论，也只是说他在广州工作中有错误，对一号令则只字未提。

而在2002年，阎仲川在北京病逝，总参作战部还为他送来一副挽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驾鹤西去清清白白。”这成为老人一生最好的告别词。

阎仲川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英雄人物，他战斗的舞台一直是参谋部，其在这一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了三十余年，且成就显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阎仲川尽管身居高位却能保持低调谦逊，为人处事认真谨慎，这其实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学习的一点。

其一生也就犯疏忽了那一次，但代价却十分沉重，好在组织上最后还是还给了他清白，让老人度过了一个安稳的晚年，这仍旧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