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谥号“文”到底是褒美还是隐恶？ 对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争议历来很大，其死后谥号单字“文”，很多人认为是“隐恶”：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成就用“文”无可非议，但其政治上的变法改革失败，“祸国殃民”，而且王安石本人刚愎自用、排除异己、用人失察，谥法中“取一善为定”，隐去对他生前政治错误评定的第二个字，而只用单字“文”为谥，可见是隐晦地批评王安石，可谓“隐恶”。 本人不认可王安石谥号“文”是隐恶的观点，相反，王安石的谥号“文”是不折不扣的褒美之谥。 第一，在唐朝及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复谥（“文正”）要高于单谥（“文”）。仁宗以后，谥法改革，除极个别情况外，一般大臣均为二字的复谥，而单谥则很少，遂为人所重，这与唐朝和宋初正相反。比如朱熹去世后的第八年才被赐谥为“文”，当时也有人建议朱熹谥号应为“文正”或“文忠”，但朱熹作为儒学圣道的继承发扬者，最后获得了单谥“文”，而此后的理学名家也都获得单谥，如周敦颐单谥“元”，程颢单谥“纯”，程颐单谥“正”。“谥号述行，莫美于文”，单谥“文”更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性。 第二，宋哲宗亲政后，重新施行新法，启用新党，必然要给新党变法领袖王安石足够高的地位。宋哲宗让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并追谥“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氛围下，单谥“文”字必然极尽崇高之意； 第三，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亦官至宰相，也算新党一派，其死后谥号“文正”，不论是文学地位还是变法功绩，蔡卞都无法与王安石相比，可见王安石的谥号“文”不会低于“文正”； 第四，“文正”地位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守旧派司马光生前极力鼓吹“文正”是人臣无以复加的美谥，而且司马光死后确实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在宋哲宗抬高新党、打压旧党的背景下，作为新党领袖的王安石谥号是不可能与旧党领袖司马光谥号相同的，所以给了王安石单谥“文”，这样王安石的谥号自然就在司马光的“文正”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