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铜钱与纸钞之外，明前期至明中期还有一部分白银流通。
当铜钱与纸钞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时，民众选择白银作为交换媒介。
时人阐释了白银流通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白银流通制度。
基于交换媒介二维属性分析框架，考察“银为上币”说的理论建构和传播，能够充分地展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在古代货币思想史中的独特地位。
在传统货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铜钱与纸钞是讨论的重点，白银并非主要流通货币。
明英宗放松禁止金银流通的政策，当时白银亦不凸显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时人也未细究用银的合理性。
成化弘治以后，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逐渐被人提出。
论证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大体有三种途径。
首先，从市场交易的直观角度横向论证白银优于其他类型交换媒介。
刑部尚书王世贞比较了米、钱、钞、银，认为白银是流通货币的最佳选择。
货币的具体形态需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明代逐步建立起全国性市场，远距离、大额交易需要价值大的流通货币。
从流通性的角度来看，白银优于金、米、钱。
商人经营获利积累财富需要购买力稳定的流通货币。
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看，白银优于纸钞。
白银最适合用作主要流通货币。
和王世贞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吏部左侍郎靳学颜②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用于流通计价并无明显区别。
海肥是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
事实上，白银与铜钱可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海肥的流通区域受到很大的限制。
白银与铜钱的流通性优于海肥。
在云南之外，海肥亦不会被民众用于财富积累。
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论证需从流通性与稳定性两方面进行考虑。
和其他类型交换媒介相比，白银最符合交换行为的要求。
其次，纵向考察古代流通货币的演进历史并揭示其逻辑线索。
货币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后期流通货币弥补早期流通货币的某些缺陷方能推动货币制度向前进。
从铜钱到纸钞的演变过程是铜钱太过笨重而国内白银存量不充裕的过渡策略。
当国内白银存量大幅增加后，白银与纸钞高下立判。
《春明梦余录》记叙流通货币演进过程的同时，还分析了政府、商人、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流通货币从纸钞向白银演变的过程中，政府税收改为收银，但政府支付仍以纸钞为主。
这使得商人纳税负担沉重、官员俸禄日渐稀薄，纸钞难以为继。
流通货币的演变历史往往暗含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在纸钞贬值的背景下，政府税收收银、支付用钞的做法难以持久。
明中叶财政制度改革继续进行，政府支付用钞的做法被用银所替代。
从政府、商人、官员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角度出发，能够更清晰地揭示流通货币演变的逻辑线索。
再次，反思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弊端，寻找民众和政府赞同白银流通的原因。
户部尚书邱浚认为，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传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弊端，其根源在于政府欲借助铜钱纸钞贬值征收铸币税。
在古代，肆意增税违背儒家轻徭薄赋的信条，隐性的铸币税是政府惯用的财富掠夺工具。
白银则不然，称量形态的白银价值由自身重量而不是法定规制决定。
政府很难利用白银向民众征收铸币税，白银流通自然而然被民众所赞同。
另一方面，禁止金银流通的政策放松后，政府税收改为收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
论证白银流通合理性的思想不再拘泥于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观点提出，目的之一是便于政府设计制定货币制度。
西汉时期，御史大夫晁错便提出：“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
显然，以“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为由，认为不同交换媒介对于商品交换具有相同影响的观点并不符合客观现实。
单一地从政府设计制定货币制度的角度考察货币制度变迁，往往会忽略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更何况，称量形态的白银并不具备国家信用，不适合从政府设计制定货币制度的角度论证其流通的合理性。
二、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在传统货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货币制度设计呈现出上中下三品的复合型特征。
在明中叶，基于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论证。
户部尚书邱浚设计了一种包含铜钱纸钞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的“三币之法”。
具体而言，邱浚设计“以银为上币”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具体内容。
第一，货币制度设计受到传统货币思想的路径依赖影响，同时又有所创新。
上中下三品的货币制度早已有之。
邱浚沿袭货币制度设计的传统思路对“三币之法”的内部关系加以改进，首次把白银列为上币，纸钞与铜钱分别同白银保持一定的兑换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明前期国内白银开采量有限。
从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扩大的角度来看，明中叶白银也存在流通性较差的问题。
第二，“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采用一种以交易额为标准的分层级管理办法。
按邱浚的规划，“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钱多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
这种管理办法看似带有白银与铜钱纸钞子母相权的传统思想特点，但实践上有显著差异。
比较邱浚和元末孔齐的流通货币管理办法可以发现。
邱浚提出“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是一个有机整体，白银、纸钞、铜钱三者缺一不可。
邱浚和孔齐都认识到不同种类的货币适用于不同交易额的场合，应当加以区分。
因此，二人都非常重视流通货币管理办法的规划。
区别在于，邱浚为日常使用国内供应量不足的白银设置了明确的交易额限制条件，以弥补白银流通性较差的缺陷。
第三，限制政府滥发纸钞是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和分层级管理办法的实际目标。
在明中叶，国内白银存量不充裕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根据邱浚的设想，白银也不是日常使用的流通货币，铜钱与纸钞才是日常使用的流通货币。
即“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从这个角度而言，邱浚设计“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其实际目标仍旧是改良纸钞。
比较王祎和邱浚的货币制度设计思想，王祎主张铸造黄金与白金的钱币。
邱浚主张把白银列为上币，纸钞与铜钱分别同白银保持一定的兑换比例。
两者在制度设计方案上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制度设计理念是相近的。
王祎的设计理念是“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
邱浚的设计理念是“制事之宜，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
王祎和邱浚都强调顺应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诉求。
白银价值高，轻便易携带，较为适合远距离、大额交易和财富积累。
利用白银改良货币制度确实是可供研究的一个方向。
同时须重视，白银的供应量不足妨碍其流通性的改善，王祎和邱浚的设计方案也难以缓解政府财政赤字。
铸造黄金与白金的钱币无法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还可能引发政府铸造虚值大钱的弊端。
邱浚“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不能剔除纸钞，但纸钞同白银保持一定的兑换比例并不能限制政府增发纸钞。
也就是说，王祎和邱浚的制度设计方案并不能打破铜钱与纸钞的货币供给“循环困局”。
结语货币本位是近代西方出现主权国家以后提出的货币理论概念，明前期的白银流通并不能体现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
诚如彭信威、何平所说，邱浚“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理论特征和本位币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同。
事实上，铜钱、纸钞、白银组成的传统货币市场更像是竞争性货币市场。
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和货币流通联系在一起，即通货膨胀在任何时空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因此，我认为，从通货膨胀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诠释邱浚“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的理论特征更恰当。
明中叶以后，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多个商业市镇和区域产业中心。
抑制通货膨胀、维护商品经济运行是民众的诉求。
邱浚“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理论特征不在于晚明初具银本位观念，而在于它首次设计了利用白银管理通货膨胀的货币制度。
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与货币制度变迁反映了政府增发货币获取铸币税和民众维护财富积累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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