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底，黎川战役结束后不久，一队人马突然来到了红七军团的军团部，把肖劲光带走，对他进行了隔离审查。

就在这之前，肖劲光还是闽粤赣军区的司令员，红七军团政委，现在却被关押在建宁红一方面军的总部，成了轰动苏区的“大罪犯”。

“你要老老实实反省，把思想根源写清楚。你不必辩解，上面已经定了调子，要不是考虑到你是高级指挥员，早把你送进监房了！”

审查人员挥动着手里的油印报纸，给他指了指《红色中华报》副刊《铁拳》上那个醒目的标题：“反对肖劲光机会主义分子专号”，以及下面的三篇署名文章。

但肖劲光左思右想，始终也弄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回顾整件事的经过，他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

那是9月中旬的一天，肖劲光接到总部的命令，说蒋介石正在加紧部署第五次围剿，派了周浑元的一个军向我闽粤赣军区逼近，黎川便是他们这次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他需要立即回去，组织部队准备迎敌。

肖劲光听到这个命令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找到周总理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我现在哪里还有兵，不过一个光杆司令罢了，19军调给了红3军团，20师和21师也都调到了闽北，连我们地方部队的独立团都被调到了硝石，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70多人的教导队，这让我拿什么去迎敌？”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大规模围剿，我们应该尽快把红军主力集结于黎川东北，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从侧面寻找战机。如果一味死守黎川，只能把部队陷入敌人的重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周总理听了肖劲光的话，同样摇了摇了头，露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萧劲光从这个表情看出，周总理一定已经在会议上和他们争论过了，而结果也很明显，他的意见被否定了。

肖劲光无奈地回到了闽粤赣军区总部的所在地——黎川，这里也是闽粤赣省委的所在地，也算是苏区一个比较繁荣的地方，但如今黎川城内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各级机关早已人去楼空，大街上空荡荡的。肖劲光打听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顾作霖和省政府主席邵式平早就奉命带队撤退了。

“这不是让我高坐城头唱空城计吗？就怕周浑元他不是谨小慎微的司马懿啊！这简直是胡闹嘛！”肖劲光尽管非常无奈，但也只能执行任务，他赶忙跑到了军区教导队的驻地，把仅剩的70多名教导队员集合了起来——这是黎川城内仅有的武装力量。

完成这个任务后，他又下令把黎川附近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集中了起来，加上教导队也总共才300多人不到400。这个时候消息传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另一支部队也已经迂回到了黎川的后方，黎川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看到敌人的来势这样凶猛，教导队的一个排长请战道：“司令员（闽粤赣军区司令员），横竖是个死，我们和敌人拼了吧！”

“不能拼！敌我力量太过悬殊，短期内不会有主力部队增援我们，死守硬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会徒增伤亡。马上组织大家，撤！”

就这样，黎川失守了。消息传到总参谋部后，李德生气地对博古说：“黎川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东大门，我们要御敌于过门外，怎么能这样轻易放弃？谁是黎川的指挥员？”

翻译伍修权回答道：“是肖劲光同志，他1921年留学苏联，列席过共产国际二大，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是位老同志。”

博古说道：“要查清责任，严办责任人。”

在调查黎川失守原因的同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11月11日，总部得知敌人的一个师要赶往黎川西北和浒湾，立即下令萧劲光率部展开阻击，等待红3军团加入战场后，再对敌人发起总攻。

激烈的浒湾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敌人在十几架飞机和成群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红7军团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肖劲光指挥部队奋勇抵抗，等待着红3军团的加入。

不料，在这个时候，红3军团军团长彭老总突发疟疾，病重卧床了，指挥员不得不临时调整为彭雪枫，因为这个人事变动，3军团加入战场的时机推迟了足足一天一夜，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一天一夜的时间差实在太致命了，最后，红7军团的防线被敌人重兵突破，伤亡达到了700多人。

博古、李德听到这个消息暴怒，说肖劲光的老账还没算呢，又欠了新账，必须从重处理。这时候，彭老总发来电报告诉他们，浒湾战斗的失利有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责任应该由3军团来负，彭老总主动承担了责任，为肖劲光进行了辩护。

但谁知，博古看到彭老总的电报反而更加生气了，他说：“肖劲光、彭德怀早就纠合到了一起，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坚持他们的游击主义路线，是典型的退却逃跑，不折不扣的罗明路线！”

这样一来，肖劲光被下令隔离审查，戴上了一顶逃跑主义的帽子，交付军事法庭裁决。

1934年1月6日上午，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肖劲光被押往会场进行公审。如何处理肖劲光成了政治局委员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李德提出应该枪毙肖劲光，毛主席则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明确反对他这样做，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也拒绝在判处肖劲光死刑的判决书上签字，熟悉肖劲光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也都在不同场合对这样的结果表示了抗议。

在汹涌的议论面前，博古、李德不得不稍作妥协，他们退了一步，“死刑可免，活罪难逃”，他们宣布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并以最高法院的名义判处他5年监禁，还剥夺了他的上诉权。

这样的结果虽然还是很不公平，但至少肖劲光的性命是保下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公审宣判结束后，毛主席便让贺子珍代表他到监狱里探望了肖劲光，并转告了他的意见：撤出黎川是正确的，是上面的指挥方针出了问题。

毛主席告诫肖劲光，不必为此事介怀，同时他也在想方设法营救肖劲光。由于毛主席等同志的内外活动，肖劲光在被关押了一个月后，就被释放出狱了，进入红军学校当上了战术教员。

在这之后，由博古、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宣告失败，在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前，肖劲光又被调入中央干部团当队长，率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上，随着博古、李德的“下台”，肖劲光也被恢复党籍和军籍，调任红3军团担任担任参谋长，重新开始了他的工作。

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大将，当年竟然差点因为率领70多名战士抵挡敌人一个军时选择主动撤离，差点被宣判死刑。如今的我们回顾历史，已经很难想象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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