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闽浙总督汪志伊给嘉庆帝上了一封奏疏，把福建省各县的知县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奏疏中提到了一个问题，说空出的3个要缺知县，在全省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请求朝廷和吏部赶紧派出“得力”之人出任。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清初，那么尚可以理解。嘉庆时期，全国候补官员如过江之鲫，根据汪志伊的说法，当时福建的候补知县就有一百多人，此外还有六十几个现任知县，这些人中难道找不出3个“得力”之人吗？

印象中，为官一任只要能造福地方，公正清廉，且能完成朝廷规定赋税征解，那么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升任或调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非如此。

按照清代吏部的规定，知县干得好不意味着就能升官或调任要缺。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是俸满。俸满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任期，清代的知县根据不同地区，任期有长有短，中原腹地之知县任期一般为五年，个别的三年，偏远省份为三年，烟瘴、苗疆地区为两年或两年半。

俸满是硬性标准，知县政绩不管有多突出，必须要俸满之后才能调任或升官。闽浙总督汪志伊在奏疏中，就提到福建现任知县中有39个可堪重用，可是39人中就有13人不符合俸满的条件。

其二是有处分的官员不能提拔。清代上至大学士，下至知县，被吏部处分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这么说，有清一代还没有哪个人没有受到过处分。

地方官受处分的情况就更多了，钱粮不够额、刑案过限期、受下属牵连等等，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与为官清廉与否扯不上关系。

处分的种类也很多，轻的是罚俸，重一点的是降级留任，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别说是知县，就是督抚一级的大员，身上往往背有几个或十几个处分。

官员背的处分当然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了期限便可恢复。可是在这期间，却无法提拔。汪志伊在奏疏中提到的39个人选中，就有26个背了处分，尽管他们的才能可堪重用，但无法按程序给予提拔。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奇葩的现象，就是有才能的知县因任期未到或背有处分不能升任、调补，而那些俸满且没有处分的，却无才无德。

事实上，清代很多基层知县，都是因为俸满和处分，而丧失了宝贵的晋升机会的。而当他们符合晋升条件的时候，吏部却不给他们机会。

御史在《皇朝经世文编续》中，曾看过这样一句话，“士人一绾县符，终身摈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以州县起家者无几人……老死于风尘者不可胜计。”

就是说，一旦外放知县，就很难调至京师，六部九卿以及大学士等高官，也很少是从知县做起的。这句话基本符合历史实情。

明代的时候，凡是进士出身者对外放知县十分鄙视，且不说知县，哪怕是知府、道员等地方官，在士人看来，也远远不及七品小京官。所以不难发现，明代的知县群体中，大部分学历偏低，以举人、贡监生为主。

清代的情况相对要好些，自雍正皇帝始创养廉银制度后，外官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很多对仕途没有太多期望的京官，都钻营关系谋求外放，逐渐改变了内种外轻的局面。

相对而言，京官外放地方官相对容易，而地方官想要内调就很困难。因为从制度层面来看，朝廷就不希望外官内调。

雍正以前，吏部还给各省知县留有一个狭窄的通道，这个制度就是“行取”。行取就是在各省知县中，挑选政绩突出、才能品德兼优的知县内转京官，一般任各部主事，也可以考选科道官。

行取说白了也只是象征性的，挑选的人数很少，乾隆三年规定，行取知县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一人，而且还不是每年行取，而是三年取一次。

乾隆十六年的时候，乾隆下了一道上谕，说知县行取“于吏治人才毫无裨益，令永远停止。”此后，虽然也有个别的知县因在大计中获得卓异获得保举，可以内转京官，但已经十分罕见。知县的内转京官的通道，也就基本被堵死了。

既然无法内转，那么知县只能寻求在外晋升了，但实际上知县要想往上爬难度同样也很大。

更多的时候，知县熬上一辈子能做到知州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因为再往上一级的知府，大多都是朝廷空降的，这些空降兵多为各部郎中、员外郎，或是翰林院官。故而，时人都说“由知县而至司道府者，不过千百之十一”。

既然知县升官无望，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心谋利了，到了晚清时期，做知县的始终是知县，而州县官也成为最能发财的岗位，同时也成了官场之上最受鄙视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