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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反政府武装组织对墨西哥北部战略要城托雷翁发起进攻，经过两天激战，起义军成功击败当地守军。瞬间，4500名起义军与4000多名暴民一同涌入城中。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些人进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加固防守防敌反扑，而是带着仇视与报复，对城内的中国侨民进行了大肆的抢夺和虐杀。

短短十个小时，华人活动区域遭到重创，303名华人丧生，财产损失超100万美元，另外还有五名日本人被暴民误认成是中国人，也惨遭毒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菜苑惨案”。

惨案发生后，清政府立即向墨西哥提出强烈抗议，不久又特派张荫棠前往墨西哥与政府交涉。起初，墨方一直故意拖延赔偿数额问题，直到海军部派出巡洋舰“海圻”号，靠近排华最严重的几个拉美国家，双方才正式坐在谈判桌上。

要知道，当时的墨西哥除了有华人以外，还有三十多万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地的外籍民，为什么墨西哥人单单只针对华人呢？

华人大量涌入墨西哥是在1864年，彼时，美国商人获得了从美国边境小城巴索到墨西哥城的铁路修筑权，美墨交通更加方便；加之不久以后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士上台，一面制定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政策，一面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墨友好通商行船条约》，因此赴墨的华人越来越多。

一开始，墨西哥人对在墨的华人充满同情，马萨特兰的一家报纸描写来墨务工的华人：“他们忧伤而平静地上岸，好像很思念他们的故土似的。他们处于可悲的贫困状态，衣着破烂，体格虚弱，似乎患有贫血症和肺结核……海滩上的流浪儿拿这些新来者开心，取笑他们的辫子、他们的斜眼、他们奇怪的脏颜色。但是，这些中国人对这些残忍的戏谑仅报以善意的微笑或聪明地眨眨眼睛。”

与趾高气扬的美国做邻居久了，突然接触到这样的种群，他们难免生出一种悲哀的同理心来，因此他们对华人也十分尊敬，不会充满嘲讽与恶意地叫华人“支那”，而是平等友善的称呼为“先生”、“老乡”。

多年来，华人为墨西哥的建设做出过不少贡献，很多别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华人都能尽职尽责地完成，对墨西哥来说，华人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到墨华人很少有能像欧美人那样投资墨西哥人无力经营的企业帮助墨西哥经济发展，大多都是做一些小来小去的事情，比如经营一些沿街叫卖的小生意，或者是在杂货铺、缝纫铺、洗衣店、饭馆这样的地方帮工。

墨西哥人自认为这样的工作他们也完全可以胜任，华人既浪费了他们的资源又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对华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而此时当地政府不作为，放任墨西哥种族主义分子推波助澜与别国侨民居中挑拨，默许墨西哥人与华人冲突，而中方又没有起到良好的震慑与干预作用，以致于到后来这种种族攻击越来越强烈，最终演变成一系列的暴力流血事件。

暴力排华的开端是在1910年前后，彼时墨西哥内部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强调民族利益的革命党将矛头对准了“夺取”本国人民利益的华人，自那之后25年间，在墨华人遭受了最剧烈、最持久的虐待与暴行。

菜苑惨案发生以前，当地的墨西哥人便经常无故打骂、羞辱、驱赶华人，墨西哥当局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还会恶意挑拨墨西哥人与华人的关系。

就在惨案发生前十天，托雷翁城有位名叫赫苏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还公然在街头发表排华演讲，称华人不仅抢了他们的饭碗，还抢他们的女人，更是将在墨西哥赚的钱全部寄回了中国。

他评价华人此种做法是十分自私、无耻且危险的，呼吁当地人们拿起武器将当地华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

赫苏斯·弗朗里斯的演讲虽然不是菜苑惨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却也为后续起义军与暴民进城屠杀华人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让起义军与暴民更加肆无忌惮。

1911年5月13日凌晨，起义军将领弗兰西斯科·马德罗率领4500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包围了托雷翁，与当地八百名政府守军展开激战。

守军寡不敌众，决定弃城，15日凌晨四点前便全部撤离了，没过两个小时，叛军便开进城中，跟叛军一同进城的还有4000多名暴民。

进城以后，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报复托雷翁城内的华人，陈翰笙主编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是如此记录的：“（叛军暴民）明目张胆，专事搜杀华人，肆行抢掠，无论老幼，见即屠戮”；《居留墨西哥之各国侨民》中也说：“城内街道中，累累横卧者，皆华人之尸也。”

这些起义军与暴民以屠杀华人为乐趣，甚至还会互相比拼谁杀的人更多、手段更加残忍。

他们只要抓到华人，就会将华人的头颅生生砍下，然后丢到街上去；抓到华人孩童，便会“持童两足就路灯竿扑撞，其头脑血纷溅”；有的起义军还会三五一伙，将数名华人绑在一起，“以人骑马拖之”在街市上疾驰……

同时，华人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于难，暴民们会在起义军的掩护下冲进华人的商铺，将商铺内的商品钱财等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洗劫一空，拿不走的就全部打碎凿烂。

暴行持续了整整十个小时，直到起义军领袖马德罗进城，在美国领事以及各国商会的干预下，屠杀才被有效制止。

事故发生后，官方就此发布了公告，其上显示，“菜苑华侨报毙命三百三人”，籍贯以“香山、新宁、开平三邑为多”；被毁财产总值超1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家银行遭到重创，40家日用百货市场、10个菜摊、23个食品摊被洗劫，4家洗衣房、5家餐馆及数个菜园被摧毁；另外还有五名日本人被残忍杀害，原因是起义军将他们误认成了中国人。

在残酷地虐杀华人时，墨西哥人想的都是“只有美法国家才能给我带来富足，华人只会跟我们分一杯羹”，可是他们似乎忘了自己屈辱的历史，也忘了美国至今仍享用着属于他们的土地。

从15世纪初开始，墨西哥就从未有过彻底的和平，1519年，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此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墨西哥都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1810年开始，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历时11年，起义军成功进入墨西哥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墨西哥还未能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美墨战争又开始了。

得克萨斯独立，美国为了扩张领土，宣布得克萨斯为其第28个州，并对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发起进攻，墨西哥奋起反击，两国从1846年一直打到1848年，最后墨西哥以损失一半领土的代价，结束了战争。

这还不算完，1860年代，法国又在墨西哥内部发生内战时趁乱控制了墨西哥。

菜苑惨案发生在墨西哥革命期间，此时的墨西哥革命军为了摆脱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统治，与联邦军队展开斗争，击败联邦军以后，革命军内部又发生内斗，此后二十年墨西哥都处于内战之中。

国家一直动荡不安，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这一点看起来似乎很可怜，可是侵略、控制墨西哥的并非是华人，墨西哥仅仅为了泄愤便无故屠杀华人抢夺财产，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惨案发生后，清政府立即提出抗议，可是由于墨西哥原政府已经被推翻，维权过程只能在墨方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勉强进行。

清政府命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以索偿礼、偿恤、办凶、保侨”为方针，代表中方与墨西哥新政府展开交涉，沈艾孙便对“菜苑惨案”中华人的伤亡及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详细记录下来，以便中方索取赔偿。

1911年6月3日，沈艾孙正式向墨西哥政府提出“偿礼、偿恤、办凶、保侨”的要求，11日，向墨西哥政府索赔3000万墨币赔偿金。

其中“办凶、保侨”墨西哥新政府都及时给予了回应，偏偏在赔偿数额问题上，一直故意拖延，不肯应允也不肯商谈。

沈艾孙苦等许久也没得到答复，便按照美驻墨大使的建议，致电清政府，请求清政府派战舰护侨，配合中方与墨交涉。

接到电报，海军部立即命“海容”号巡洋舰做好赶赴美洲的准备，随时等候差遣。不过外交部经过考量以后觉得派出“海容”号实在太过兴师动众，也担心“派舰特往，致华侨生骄，而墨民益愤”不利于谈判，所以改成派“海圻”号重巡洋舰前往，为避免激化矛盾，“海圻”号前往美洲也打着“游历”的名义。

如此，既不显得过分夸张，也能慰藉侨胞、为与墨方交涉提供支持。

不过因为沈艾孙官职较低、权限较小，加上在墨华侨损失统计不够具体明晰，所以就算中方派出“海圻”号重巡洋舰，墨方也并未立即与中方达成协议。

6月25日，清政府派出张荫棠亲自前往墨西哥处理赔偿事宜，此事距离惨案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张荫棠是清朝举人，长期在外交机构任职，与别国交涉经验比较丰富，是有“外交之良才”美誉的一名清朝官员。

29日，张荫棠抵达墨西哥，此时墨西哥的局势已经趋于平稳，为双方商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张荫棠与墨方外交部以及总统的第一轮交涉在7月1日开始，第一轮交涉历时两天，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原因是双方就部分事实的认定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不过第一轮交涉过后，张荫棠立即派人给受灾华侨发放救助，其中“菜苑受害最重，当拨给赈款五千两”。

为了接下来交涉能够顺利进行，张荫棠还计划亲自去菜苑调查、赈抚，不过被友人劝阻住了，张荫棠则留在墨西哥与革命党领袖弗兰西斯科·马德罗进行了一次会晤，因为其“为墨人所崇仰，将来订议赔款，彼实为主动力”，与他良好会晤能够促进中墨会谈顺利结束。

此后，张荫棠又与墨西哥总统进行过四次会面，终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关于“偿礼”，墨方表示“向中国政府道歉”；关于“偿恤、办凶”，墨方表示“将来自当缉凶惩办，议给偿恤，以昭公允”；至于“护侨”，墨方则表示“目下乱事渐定，正在设法将各处兵权收回，料当不日安靖”。

表面上看起来双方的交锋暂时告一段落，但实际上在一些本质问题上双方仍旧存在巨大的分歧。

在张荫棠致外交部信函中曾写过：“至谓墨国政府故背条约，损辱中国国体，亦非情实，盖两军激战，伤及外人，固势所必至者而。”

中方指责墨方“损辱中国国体”，且列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革军入菜苑后，明目张胆，专事搜杀华人，肆行抢掠，无论老幼，见即屠戮，其凶横残忍情形，几无人理”，以此来督促墨方承担责任，争取交涉的主动权。

墨方则以“两军激战，伤及外人”的理由，试图掩盖菜苑惨案本质上就是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这一事实；还一直与中方强调“此次不幸之事，实因华人先行枪击革党所致”，试图推卸责任。

不过因为证据确凿，墨方抵赖不成，只能答应中方“缉凶惩办”。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中方始终寸步不让，但是在善后赔偿的问题上，中方为了避免“索款过巨，徒生墨人恶感”而导致“偿恤无期”所以稍作让步，同意“将人命财产一并索赔，总数与墨廷直接交涉了结”。

1911年12月16日，张荫棠与墨西哥外长签订《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约定赔偿数额币三百一十万元，另附商业损失20万元，至此，菜苑惨案正式告一段落。

《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签订完成不到三个月，清王朝覆灭，关于菜苑惨案的赔偿问题交由中华民国政府负责，民国政府也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案。

不过由于民国初建，很多事情来不及处理，墨方未能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赔偿金，只能又签订了《续订展期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对后续问题进行补充约定。

不过，这笔赔偿款的支付情况也并不顺利，周麟在《墨西哥华人与中墨关系概述》中指出：“因墨第二次革命再起，赔款遂未果领。”

1941年，由于南京政府急于与墨西哥订立友好条约，所以这一桩悬案便被搁置了，直到1954年，中方仍旧未能得到这笔赔偿款。

参考文献：《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 菜苑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