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回忆自己工作经历时曾说：
“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工作的这10多年的历程，真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陶鲁笳191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6年在河北石家庄参加革命，1940年就调到了山西，先后担任过昔阳、平定、和顺三县中共中心县委书记、太行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太行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
至1953年6月，陶鲁笳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政委。要知道当时的陶鲁笳也不过才36岁，在全国范围内，他是较为年轻的省委书记。
也就是说，从调山西工作再到1965年离开山西，陶鲁笳在山西工作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当然更让陶鲁笳难忘的是，他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见过毛主席40多次。
在同毛主席交流期间，陶鲁笳也慢慢的学习到了很多经验，晚年时还写了一本书《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
一陶鲁笳晚年住院期间，曾接受记者采访，尽管已经时隔多年，他仍然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见毛主席时的场景，以至于令在场的记者也忍不住感慨：
“病房里，只要听我们提起毛主席，陶老就不由自主竖起大拇指。他清楚记得1949年在香山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就教诲说“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
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后来这个词成为陶鲁笳一生工作的准绳。
新中国成立后，陶鲁笳出任山西省委书记，一个比较直观的体会就是，山西是一个缺水的省份。
山西局限于地理环境，缺水是一个难题，更麻烦的是，有的年节干旱，有的年节捞仔，老百姓苦不堪扰，陶鲁笳很清楚，想要振兴农业，就必须要兴修水利。
毛主席在就建国初期，对农村工作看的很重，毕竟民以食为天，要是土地上生产不出粮食，全国人就会挨饿，这一点是他绝对不想看到的。
从1955年夏起，毛主席就开始强调加快农村合作化的步伐，并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在制定纲要过程中，毛主席曾多次找陶鲁笳谈话，陶鲁笳记得1955年7月26日，毛主席便提醒他：
“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
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开工作会议，陶鲁笳也出席了会议，并在会后接受了毛主席的问讯。
陶鲁笳向毛主席直接陈述了山西缺水的困难，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我们设想把黄河的水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引到山西的桑干河和汾河，解决缺水问题。”
毛主席听了陶鲁笳的汇报，也颇为赞同他的建议：
“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利用它，改造它，黄河其实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
两人正谈着话，毛主席突然问了一句：
“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吗？”
陶鲁笳被毛主席问的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还是毛主席在一旁解释：
“汉武帝乘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汉朝军队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一时高兴，就给这个地方命名为闻喜。”
“喜者，捷报也！这个在《汉书》上也有明确记载，故事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
毛主席忍不住感慨：
“汉武帝那个时候就能乘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的水量非常之大，由此证明，山西历史上并不缺水，而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
毛主席引经据典，并不是掉书袋，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深刻的指出山西缺水以及解决的问题。
一席谈话，给陶鲁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毛主席的所思所想无疑非常有远见，过去华北缺水，毛主席曾考虑过引长江到黄河，改善华北缺水的现状，这个设想后来成为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
不说远的，就单指陶鲁笳提到的引黄济汾的工程，时至今日依然惠及山西民众。
当然，陶鲁笳在贯彻同时，也不忘记毛主席“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的教导。
1959年6月，时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决心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向山西提出了引漳水入林县，要知道这件事毕竟关系到两个省，杨贵自己一个人说了也不算，于是把方案报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向山西省委提出了帮助，是时任一把手的陶鲁笳表示了同意，而且还给予了很多便利。
后来杨贵也被誉为是红旗渠之“父”，他在谈到陶鲁笳时曾深情表示：
“陶书记人在山西，却心系河南，真的是兼顾‘四面八方’了。”
二时至今日，陶鲁笳最出名的事儿莫过于他向毛主席介绍了大寨经验。
那是在1964年3月。
那年，毛主席乘坐专列赴全国各地视察，抵达河北邯郸后，电召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的林铁、陶鲁笳来专列上他谈话。
当时，毛主席谈及农村社会教育运动的情况，出于担心农村干部脱离农村生产的情况，陶鲁笳心中一动，于是向毛主席谈道：
“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突出，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的很严，公私分的很清，省委1960年就发出通知，要求全省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
陶鲁笳还跟毛主席介绍：
“陈永贵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一听陶鲁笳的介绍，毛主席顿时眼前一亮。
“很好嘛，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打仗？”
陶鲁笳对陈永贵的了解一开始并不多，只是知道他是个劳模，大寨的经验一开始也仅仅只是局限在晋中一地或者说在山西，还没有到影响全国的地步。
毛主席对农民问题很关注，特别是农村社会教育运动的情况，在1963年5月、9月，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草案）》（俗称前十条、后十条）。
当时，山西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宣讲前十条、后十条，陶鲁笳正在山西农村积极的推动，并不知道陈永贵的情况。
一直到1963年下半年，著名作家（山药蛋派）赵树理来到陶鲁笳的办公室，向他说起了陈永贵的情况。
“陶书记，今天我发现了一个人才？”
陶鲁笳也感觉诧异，忙问了一句：“是谁？”
“陈永贵。”
赵树理兴奋的告诉陶鲁笳：
“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尽管赵树理把陈永贵夸成了一朵花，但陶鲁笳并没有盲目轻信，而是主动下去走访调研。
大寨过去一直就是个穷村子，尽管距离县城只有几里地，但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四周围都是荒山，干旱缺水，当地农民干一年，还不够自己吃。
1956年，大寨响应国家号召，办起了农村合作社，生产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也涌现出了陈永贵这样一个劳模。
有意思的是，大寨办农业合作社，许多劳动组都争着抢着要陈永贵，可陈永贵却偏偏选了一个老少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一年下来后，老少组的生产量竟然拿盖过了许多壮劳力组。
大寨党支部调查后才发现，壮劳力组一开始参加劳动，大家还都出力，可时间一长，每个人心里都开始打小九九，给自家地干活时卖力，给别人家时就偷懒，名义上是一个互助组，可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反观老少组，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积极性被动员起来，庄稼自然也得到了丰收。
后来在老支书的建议下，陈永贵出任了大寨党支部书记，虽然当了官，但陈永贵还是坚持每天下地，在他带头下，大寨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每年的生产量节节攀升。
陈永贵的工作被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在山西推广起来。
值得一提的事1963年，大寨遭遇百年不遇的涝灾，粮食全面减产，然而到了年底，大寨不仅没向国家要公粮，反而还给国家交了12万斤粮食。
陶鲁笳在大寨蹲点后，也注意到了这一事例，于是报告给了毛主席，才有了后来“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结束语陶鲁笳在山西工作了20多年，担任省委书记就有十多年，他十分关心山西的农业生产，为山西的建设做了许多成就。
不过到了晚年，陶鲁笳谈起自己一生的工作，最感谢地还是毛主席，他也知道毛主席关心农业工作，因此他几乎将自己毕生精力都放在了操持农业工作上。
直至七十年代以后，陶鲁笳已经卸任山西省委书记，但听闻“引黄济汾”的工程开工后，他还专门到工地视察。
1993年，在毛主席百年诞辰之际，陶鲁笳撰写怀念文章，并在其中写道：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12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