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隆中一对，惊世骇俗。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戎马生涯中，虽然诸葛亮抱定“联吴抗曹”的方针，“西和诸戎”，“力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一生犯有大错，而且是知错故为。在隆中决策中，诸葛亮曾向刘备提出“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战略构想。这无疑是正确的建国思路。

我把它概括为十六个字：“苦练内功、坐待良机、分兵合进、恢复汉室”。这一方针对于此前四处飘零、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妻子不保的刘备来说，肯定是闻所未闻的高论。所以他听罢此言，立即“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此后，蜀汉的事业随着得荆州、夺西川、取汉中等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而达到辉煌的顶点。如果此时刘蜀集团能扫荡西南、安定后方，那么，他们距离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终目标就只有咫尺之遥。

只需坐等“天下有变”的外部条件成熟即可。不期关羽败亡、荆州陷落。刘备兴兵雪恨，又大败而回。永安托孤后，刘蜀集团的形势早已面目全非。正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以诸葛之聪明，他何必以“罢敝”之益州，六出祁山、五度北伐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作品中的诸葛亮是古代忠良贤臣的典型，第一次北伐时，他年近五十，或许已感自己来日不多。为报刘备“三顾草庐”的知遇之恩，惟有浴血疆场、马革裹尸而还以明志。所以，在因错用马谡导致街亭失守，无功而返时，诸葛亮自怨自艾，自贬三级，痛心疾首之情无以名状。此后数次北伐，局势越来越坏，但诸葛亮从无退缩之意。

即使明知难达目标，也勉力为之。在他羸弱的外表下，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蜀汉王朝的无限忠诚。显然，这是由他的道德修养和性格所决定的。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的人生乃是悲剧人生，这种由悲壮之美所铸就的伟大人格，令人高山仰止。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诸葛亮此举纯粹是置大局于不顾，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代价而全一己之名。与刘备兴兵伐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只能耗尽蜀汉元气，加速这个王朝的灭亡。

同诸葛亮一样，司马懿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的睿智与才能不仅为同时代的对手所叹服，而且也让现代《三国》“粉丝”们啧啧称奇。不过，作品中的司马懿形象不具备诸葛亮式的悲剧特质，他的所作所为不受强大道德力量的羁绊，平生也不曾有重大战略失措。

司马懿纵横捭阖的时代，三国鼎立之势已成。此时的中国政治舞台矛盾较为集中，远不如袁、曹争霸时错综复杂、漫无头绪。作为三国中势力最强大的曹魏集团，他们只须整饬内政、严阵以待，就足以应对来自吴、蜀的挑战。而且，司马懿为人朴实沉稳、不尚夸饰。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司马懿有如同“隆中对”式的治国宏论。但透过作者的艺术描写，我们依然认为，就治国领军的才能而论，司马懿是三国众多谋臣中，最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杰出领袖。

《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刘备初到益州，立足未稳。曹操大败张鲁，全取汉中。此时，司马懿劝曹操提得胜之师以伐刘备，被曹操以“士卒远涉劳苦”为由拒绝；第七十三回，刘备“进位汉中王”，曹操震怒不已，欲起倾国之兵远征。司马懿献计，派满宠出使东吴，离间吴、蜀关系(后来，孙权果然用吕蒙之计擒杀关羽，打破了鼎立态势下的三国实力均衡，蜀国因此而一蹶不振)；第七十八回，孙权称臣归附，并劝曹操“早正大位”。司马懿献计对孙权“封官赐爵，令拒刘备。”曹操欣然应允。

由此可见，在三国纷争的混乱局面下，司马懿始终保持着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的政治家本色。与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国策不同，司马懿根据魏国疆域辽阔、边境线漫长、国力强大的实际情况，坚定地实施了“以我为主，因地制宜，静观时局，各个击破”的制敌方针。

并将这一策略自始至终贯彻到底，从而赢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曹魏集团在长达几十年的三国博弈中，一直占据着全面的优势，地广人众的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与延续性才是根本保证。在这方面，魏国强于蜀国许多，司马懿可谓居功至伟。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众所周知的战术大师。作者对其智冠群伦的典型性格的塑造，主要通过对无数充满传奇色彩的战例铺叙来实现。刘蜀集团由当初流浪儿般奔走四方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一支与魏、吴并立的强大力量，确实凝聚着诸葛亮的辛劳，闪耀着他智慧的光芒。

第三十九回，诸葛亮初出茅庐即火烧博望，用几千人马让曹操南下先锋夏侯惇的十万大军败回许昌。赤壁大战中，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智算华容，令所有与之过招的对手颜面无存。周瑜临终之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既是他对自己时运不及命运的无奈悲鸣，也是对诸葛亮无与伦比才华的由衷感叹。

此后，在诸葛亮的指挥下，刘蜀集团夺荆州、取西川、袭汉中、定南蛮，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如梦如幻的战争场景中，诸葛亮将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是《三国演义》具有鲜明浪漫色彩和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的战争智慧毋庸质疑，但要将这种智慧物化为感性的认识，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仅有宏观的战役铺叙显然不够。在作品中，罗贯中通过对诸葛亮晚年与司马懿的战场斗法描写，将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拔升至无以复加的高度。

二人均出自士人家庭，饱读诗书，素知兵法。战场上狭路相逢，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者惺惺相惜，又生死相搏。从而演绎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冷兵器时代的宏伟战争场面。

两人的第一次较量出现在作品的第八十五回。当时，刘备新亡，刘禅即位。曹丕欲趁乱伐蜀。司马懿献“五路进兵”之策，几乎兵不血刃，就让诸葛亮劳神费力。算是让他真切地领略到了司马懿的深沉、老辣。所以，此后每每蜀、魏交锋，诸葛亮对司马懿总是特别忌惮。

当然，在作品中，罗贯中轻描淡写地让诸葛亮谈笑之间“安居平五路”，以凸显其出类拔萃的智慧和镇定自若的领袖气质，这是艺术表现的需要，是夸张的结果。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虽然壮丽，但更透露着血腥和残酷。谓之“壮丽”，那是后来者和诗家们的形容；说它血腥和残酷，那是亲身历验者的梦语。

第九十一回，魏文帝曹丕死后，作为“托孤大臣”的司马懿被曹叡封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上表乞守西凉，总督雍、凉兵马。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竟然少见地“大惊”：“……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

这种“先下手为强”的战术思路，明显与《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构想不符。若非忙乱情景下的惊慌失措，至少也能看出司马懿在诸葛亮心目中的非凡地位。此后，诸葛亮用马谡的离间之计，将司马懿“罢归田里”，暂去心中大患。算是对他献“五路进兵”之计的报复。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不是对手，魏军损兵折将。魏主曹叡听从太傅钟繇所奏，重新启用司马懿。这一次，司马懿表现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坚毅果断、雷厉风行。克日擒孟达、夺街亭，令诸葛亮无功而返。很显然，在这次战役中，诸葛亮是失败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料敌不周(重用马谡及没想到司马懿会重掌军权)。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刘蜀集团以弱敌强的北伐，是在投机心理驱使下的冒险之举。在沉稳老练而又不失杀伐决断的司马懿面前，诸葛亮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保守战术难以奏功。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采纳魏延的建议，从子午谷、斜谷分兵合进，直捣长安，或可一逞。诸葛亮为求“万全之策”，舍近求远，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作品中，魏胜蜀败的战争结果似乎是颠倒的。诸葛亮在与司马懿的较量中，即使失败也好象总是料敌在先、棋高一着。第九十五回，司马懿见街亭有兵把守，仰天长叹：“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街亭失守后，诸葛亮在西城无险可拒、无兵可用，不得已冒险玩了一把“空城计”，侥幸骗走十万敌军。事后，司马懿也是感叹：“吾不如孔明也!”此后，诸葛亮五出祁山，无论战役胜负如何，他总能赢得敌我双方上至一国之君与军队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一片溢美之辞。

甚至“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联想早年周瑜临死之前的哀叹，就不难明白，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典型性格的过程中，煞费苦心地树立起了无数可供人们正反比照的标杆，让读者在比较中感受诸葛亮形象的高大伟岸。司马懿形象只不过是作者用来衬托诸葛亮形象的众多标杆中的一支，当然也是最具份量的一支。

具体地说，司马懿的圆滑世故反比诸葛亮的爽朗豪迈；司马懿的老谋深算，衬映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司马懿的平实质朴对应诸葛亮的风流儒雅；司马懿的精明细腻类比诸葛亮的高瞻远瞩……除此之外，周瑜的偏激狭隘与诸葛亮的大度恢弘，庞统的轻率薄情与诸葛亮的慎密多义，杨松的贪婪虚荣与诸葛亮的大公无私，魏延的冒失卤莽与诸葛亮的细致严谨等等，都形成鲜明的比照。

在这方面，司马懿因其杰出的才能和独特的身份、地位而拥有宽广的比对面，其他陪衬形象均难望其项背。罗贯中正是通过极其复杂的人物比对，让诸葛亮形象在三国乱世的众多谋臣中领袖群伦。足智多谋、忠诚坚韧的个性气质与文化品格终成后世学子的立身楷模。

历史往往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诸葛亮一心事主，不遗余力，垂身示范，以德治人。虽然满门忠烈，却孑遗无存；司马懿全力辅魏，开疆拓土，功勋卓著，遗之子孙。虽然贵为王、帝，终遭人唾弃。真所谓人间自有正义在，忠奸不由儿孙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