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光辉，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痛。对于粟裕来讲，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便是他一个比较痛楚的时期。这种痛楚，一方面是先遣队到头来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是整个军事行动期间，他受到军团政委乐少华的严厉打压。乐少华甚至一度“扬言要撤粟裕的职”，而粟裕则抗议说“你还没有资格撤我的职”。

都知道，粟裕一向为人谦逊低调，作为军团参谋长的他，何以与军团政委乐少华的关系闹僵到这个地步呢？

一是粟裕鲜明地“站队”在军团长寻淮洲这一边。

论起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原因，指挥班子不和谐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不和谐，在前期的红七军团时期，主要是体现在军团长寻淮洲与政委乐少华有较大的矛盾上。军政主官不和，作为参谋长的粟裕被夹在当中，很难置身于事外。

透过粟裕的战争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粟裕对军团长寻淮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打仗勇敢、精于指挥的不可多得的红军高级将领。粟裕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八面玲珑之人，在军团长与政委两人的矛盾关系上，作为参谋长的他，更多的是对军团长寻淮洲给予了理解和支持，甚至“出于公心”，在关键时候勇于“维护军团长寻淮洲的权威”。

要知道，那个时期，可是政委握有“最终的决定权”时期，可是政委握有生杀大权时期。此时，粟裕公然“选边站队”在军团长寻淮洲这一边，显然为政委乐少华所不容。这也注定了他与政委的关系不可能不僵。

二是粟裕对乐少华实行的“左倾”那一套很反感。

红七军团在遂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时，在领导指挥问题上，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组成了以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为主的三人领导核心。但由于当时以王明“左倾”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仍占据红军的统治地位，这使得红七军团的领导班子同样带有鲜明的“左倾”印记。对于这一问题，《粟裕传》这样记载道：

曾洪易来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一直悲观动摇，最终叛变投敌。乐少华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用“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压人，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只有寻淮洲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联系群众，有胆有势，机智灵活。但是，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对红军中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有实战经验的领导水平的干部，采取排斥和不信任态度，寻淮州虽是军团长、军事一把手，却无权行使军事指挥权。

我们看，曾洪易、乐少华等“左倾”领导者，对“红军中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有实战经验的领导水平的干部，采取排斥和不信任态度”，而粟裕恰恰是从班长一步一步在红军基层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这使他受到了“左倾”领导者的严重打压。反过来，像寻淮洲和粟裕这些从基层成长起来有实践经验的指挥员，又对那些不切实际、纸上谈兵的“左倾”那一套也很看不惯。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彼此的看不惯与矛盾关系不断加深，直至难以调和，直至经常吵天天吵。

三是粟裕对乐少华不懂军事却瞎指挥很反感。

军事上最忌讳的是不懂指挥而瞎指挥，而在红七军团内部恰又出现了这一严重的问题。前面我们说道，“左倾”路线的代表把持着红七军团的领导大权，连“三人团”的军团长寻淮洲都行使不了军事指挥权，更何况粟裕这个连军团军事委员会委员都不是的参谋长呢？

眼看着乐少华“指手画脚瞎指挥”，眼看着“军团长刚下令部队展开，乐少华则要部队撤下来”，这使得粟裕这个参谋长根本无所适从，也使得粟裕对乐少华瞎指挥的反感与日俱增。而蛮横霸道惯了的乐少华，更是对粟裕上纲上线，训斥粟裕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分子”，还一度“扬言要撤粟裕的职”。

尽管粟裕也曾气愤地抗议乐少华“你还没有资格撤我的职”，但在那种大的战争环境下，作为参谋长的粟裕，只能顾全大局，只能努力使军政主官的矛盾不再扩大。不过，品读那一时期的粟裕，他的压抑程度可想而知，他的反感程度可想而知，他的愤怒程度可想而知。

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

粟裕的这段话，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富有深刻的哲理大道。这些也为他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勇于实事求是、勇于“斗胆直陈”、勇于机断专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先导。

主要参考文献：《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