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了“花东M54”出土的珍贵文物。走进展厅，好似穿越至3000余年前的晚商，与墓主人——这位名叫“亚长”的武将不期而遇。
01
亚长之殊：独庙与军权
亚长的安葬之所，在晚商王都殷墟的王室领域范围内，即今安阳小屯村、花园庄村一带。亚长墓周围数十米内，丝毫未见其它晚商墓葬，这不符合夏商周三代“聚族而葬”的惯例。
墓上恰好叠压着一座夯土建筑，范围、方向完全与墓葬一致，很可能属于“享堂”之类。考虑到晚商流行“集合庙制”，即将若干家族祖先合而供奉于单座宗庙内，此处专为亚长一人立庙，显然别有深意。
▲ 图中是一件通高66.6厘米、重22.15千克的青铜酒器方斝，器身饰以饕餮纹、夔龙纹等纹饰，口沿内侧有标识其主人的铭文“亚长”二字。摄影／洛卡奇
殷墟墓葬，自古以来频受盗扰，贵族墓葬堪称“十墓九空”。在幸而完整保存的墓葬中，亚长墓是体量最大的之一，墓口面积达16平方米，仅次于妇好墓的22平方米；墓底面积则达26平方米，比妇好墓还要略大。考虑到妇好是商王的法定配偶，则亚长生前的地位也必颇为显赫。
亚长墓在形制上并无特殊之处，是一个朝向为北，平地竖直下挖7米有余的长方形土坑，墓底中央设有“腰坑”（埋葬殉狗或殉人的小坑，位置多在墓主腰部之下，故名），长方形的木质单棺单椁叠压其上，棺上彩绘有夔龙等纹饰，还镶有金箔。墓葬随葬品极尽奢华，共有1607件青铜器、222件玉器。
之所以知道墓主名叫亚长，是因为这些青铜礼器上多铭有“亚长”二字。铜器署名中，“亚”的含义，有“宗庙祭器”“氏族分支”“副职”“武官”等猜测。至于“长”字，则既可能是军官职名，也有可能是家族氏名。唯一确定的是，这种署名方式，并不见于王室的称号系统，亚长不是晚商王室的成员。
▲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墓中出土的骨骸与遗珍，为我们认识这位生活在三千余年前的贵族，提供了蛛丝马迹。
亚长的遗体，以俯身直肢的姿态，被封存在木棺内。下葬时，他的身下铺满花椒，或许是为避免尸体腐烂朽坏，但显然并未奏效。从残存的骨骼判断，亚长是一位身高170厘米的男性，大致死于35岁。
亚长骨骼上有累累伤痕，说明他英勇善战，在短兵相接中受过重伤，被锐器切开了皮肉，深及骨骼——右侧髂（qià）骨上有一处戈矛刺伤，并因炎症侵染导致骨质疏松，或许在这次受伤后，墓主还熬过了一段时间；左侧股骨小转子、左侧肱骨、左侧肋骨上均有明显的刀斧砍伤，且均未见愈合痕迹，墓主大抵在受伤不久后便死去；而最致命的一处伤口，在左侧股骨上部，敌人用铜矛从左后方刺穿了亚长，切断了他的股动脉，矛尖刺进了左侧股骨，导致他在短时间内毙命。这些迹象表明，亚长死前曾冲锋陷阵，在战场上受重伤而亡。他的遗体被运回王都，以丰厚的规制安葬。
受益于新兴科技检测手段，考古学家得以推测出亚长的出身之地。其牙齿珐琅质的锶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亚长年幼时，居住于殷墟以外的地区。骨骼的氧同位素检测结果则表明，亚长曾生活于靠近海洋的地区，或许在淮河流域。这样的检测结果，与考古发掘提供的证据是颇为一致的——亚长出身于王都以外，后前往王都，效忠于商王。战死之后，得以埋葬在王室领域，但因他本人并非王室成员，故不可列入王室宗庙，宜单独设庙纪念。他的墓葬亦孤悬于墓地之外，并未“聚族而葬”。
▲ 青铜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亚长墓7件铜钺中有6件柄部两面铸有铭文（图所示为其一），凸显了亚长生前军权在握的地位。摄影／洛卡奇
棺椁之间随葬的大量青铜兵器与指挥用器，证明亚长不仅是一位战士，还是一位指挥者。青铜兵器有3件卷首刀、7件铜钺、78件铜矛、73件铜戈、881件铜镞，堪称一座武库。相当一部分武器勒有亚长之名，可见使用武器的战士大多固定地隶属于他。
卷首刀与铜钺，在晚商时期皆是罕见而贵重的武器，象征拥有者所掌握的军事权力，铜钺在上百座墓葬中方得见一，卷首刀在上千座墓葬中难得一见。7件铜钺中，1件尺寸较大，6件尺寸较小，或许分属亚长本人及其多位属官。最大的铜钺通高达40.5厘米，柄部铭有“亚长”字样，肩至器身中部饰有兽面纹、夔纹、龙纹与鸟纹。铭文、纹饰皆以绿松石镶嵌，精美程度无以复加。
卷首刀是迄今所知晚商时期最高级的青铜武器，墓中出土的3件卷首刀，通长均在45厘米左右，近柄端铭有“亚长”之名，在展厅中的独立展柜内，我们可近距离地观察亚长卷首刀弯卷的前锋，以及刀身上繁复的夔纹。
▲ 亚长铜卷首刀。摄影／洛卡奇
厅中展示的数量较多的铜戈与铜矛，是寻常的武器，前者可用于啄击、钩杀，后者则可用于刺击，每件大抵由一名兵士使用。考虑到古人仅会随葬所拥有的一小部分青铜武器，多数则要留用备战，那么，直接隶属于亚长的士兵数量，显然要比铜戈、铜矛的总数还要多出许多倍。再算上战时临时供他调遣的士兵，亚长所率领部队的规模，或应以千人而计。
▲ 弓形器
值得一提的，还有棺盖板上随葬的一组器物，包括弓形器6件、策末2件、铜手形器1件、锥状器3件、兽首刀4件。这些器物最初起源于欧亚草原地带，与骑马、驾车有密切联系，后传入中原，在晚商殷墟已颇常见。弓形器可用于系挂缰绳，策末用来策马，兽首刀是草原贵族偏爱的武器，手形器、锥形器的用途尚不清楚。这组器物中，或有少部分产自草原地带或晋陕高原，但饰有镶嵌绿松石的繁复中原式纹样者，显然是殷墟本地工匠的杰作。同时，同位素分析也说明，亚长的出身地并不在北方。可见，源自草原地带的骑驾习俗以及相关用具，已经在出身各异的商朝将领中流行开来，成为商人军事文化的一部分。
亚长的骸骨和他身边的上千件青铜武器，在我们脑中串联成这样一幅场景：3000年前，一位威武的将军，挥舞着金光灿灿的刀与钺，带领数以千计的兵士冲锋陷阵，喷涌的热血，将沙场染成了暗红色……
▲ 图为亚长墓出土器物中非常重要的一件青铜器牛尊。其原型是商代尚未被驯化的野生动物圣水牛，至西周时已逐渐灭绝。牛尊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一件礼器。周人在殷礼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摄影／洛卡奇
02
亚长之德：威仪与宴享
根据学界对甲骨文献的研究，晚商的征兵事务，常是分发给贵族完成的，商朝军队亦常由贵族分领各自的“族兵”作战。这便意味着，晚商时期的军事将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家族的首领，承担着家族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在商之边地发生冲突的时刻，方才转换为将领，奔赴前线。
亚长墓随葬品的空间布局，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该墓随葬的青铜武器数量众多，但却多被放置于椁内的四壁与四角。与墓主身体距离更近，在商人认知中更适合用于定义贵族的社会身份的随葬品，是棺内数以百计的精雕细琢的精美玉器，以及棺椁之间数十件厚重奇绝的青铜容器。
我们由内而外说起。墓主的体内或体表，放置有大量小件玉器，口内含玉管1枚，足部有玛瑙环1件，头颈部、胸部之上铺有玉刻刀、玉纺轮、动物形玉雕等“玩好之器”。它们属于丧葬中的“敛尸”器，作用在于“用物精强魂魄”，利用美玉蕴含的“灵性”，保存墓主的身形与灵魂。
▲ 亚长墓共出土玉器200余件，涵盖礼器、工具、装饰品等多种类型，图为其中的一件玉戚。
墓主头戴绿松石饰，胸佩由157枚玉管、4件龙形玦等串成的饰品。在古代伦理中，贵族应在典礼中穿戴与其身份相配的衣服与饰品。亚长的衣服未能保存，但他穿戴的玉饰，展示着他在典礼中的得体仪容。
身体周围，放置着大量玉礼器，包括玉戈3件、玉戚6件、玉璧1件、玉卷首刀1件、玉柄形器2件等。玉柄形器是“祼瓒”（“祼”是“灌酒于地以请神灵”的仪节，“祼瓒”是“祼”所用法器）的组件，作用是在酒液中附上“玉气”，更好地吸引鬼神前来接受祭祀。另几种玉礼器功能繁多，既可在祭祀中用作祭品或法器，也可作为身份象征物持有，还可在贵族之间作为礼物互赠。玉礼器具有这些仪式功能，大抵亦出自其所蕴含的“灵性”。既然玉礼器在诸种宗教、政治活动中，皆处于“中枢”的位置，那么墓葬中随葬的玉礼器，显然彰显着墓主生前举办各类祭典的威仪。
▲ 图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玉觽，有穿孔，可佩带，一端有尖角，便于解开绳结。摄影／洛卡奇
以上三种随葬品，在发掘时皆在棺内。至于棺外椁内，则主要陈设着各类青铜容器与乐器，营造出“钟鸣鼎食”的宴享场景。不少青铜礼器以“三层花”的方式装饰，即以密集云雷纹填地，主纹作高浮雕凸起，主纹轮廓内，复饰以流畅阴线。它们与妇好墓随葬铜器，共同代表了晚商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
陈设在棺椁之间墓主头端的，多为食器。围绕着一口通高半米、重达三十余斤、用于烹煮大块牲体的大锅——大圆鼎，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食器，包括用于烹煮小块牲肉的小圆鼎1件、鬲鼎4件、小方鼎2件，用于盛食的铜簋2件，以及内存果羹、肉羹等调味品的小陶罍10件，可谓“食不厌精”。肉食的香气，仿佛氤氲其间。
与食器一同放在头端的，还有铜觚3件、牛尊1件。觚原名“同”，可与“祼瓒”合用而灌酒于地，也可作为饮具使用。牛尊形态仿生，体形健壮肥硕，活灵活现，设计者颇有想象力地在牛的体表饰以小鸟、夔龙、兽面等其它动物的形象。
陈设在墓主脚端的，多为酒器与水器，包括储酒器方罍1件、方尊1件，盛酒器铜觥1件、方彝1件，大型温酒器铜斝1件，小型温酒器铜爵9件，祼酒、饮酒器铜觚6件，挹注（舀酒）器铜斗1件，以及可用于盥洗酒具的“大水盆”铜盂2件。一幅盛大的饮酒场景油然而生——酒具洗净备齐，将美酒从储酒器倒进盛酒器，再转入大型温酒器中加热，后分入小型温酒器，供多个仪式参与者祭奠或酌饮。
▲ 图为亚长的遗骨，考古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7处刀砍伤或砍砸伤，判断其死因可能是被铜矛贯穿了盆骨，导致动脉失血而亡。摄影／洛卡奇
“长从何来”展厅，集中展示了这些酒器、食器、乐器中的典型器物。亚长随葬的酒器与食器，无论在容量还是数量上，均远超个人所需，显然是用于众人分享的。
而前面提到的，亚长随葬的数百件金光熠熠、令人生畏的青铜武器，则大多放在椁室的边角，或叠放在青铜容器之上，是最后才放进椁室的。
容器和武器与墓主的远近差异，在更高等级的墓葬中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如王陵区的商王大墓，便多将武器堆放在离墓主更远的二层台面或墓道内口。古人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贵族而言，祭祀与战争亦是人生要事。相较之下，“日常”的祭祀，显然比“非日常”的战争要更为基本——笼络家族内部成员，方可赢得外部冲突。因而，在墓葬中，“馈食”的表征要盛于“武德”。
从亚长墓的遗珍中浮现的，不仅是一位勇敢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位具有德性的贵族——他穿着合乎身份的服饰，手持具有法力的玉礼器，主持着奏乐、饮酒、食肉的盛大宴会。先人在祭祀中得到了满足，族人在分享中强化了相互联系。
▲ 亚长的右侧髋骨有硬物所致的创伤。摄影／洛卡奇
03
亚长之伴：殉与祭
墓主亚长并非M54埋葬的唯一死者。
墓中有大量殉人、殉狗、祭牲、人祭。他（它）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商人虽在文化系统上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础，但其部分观念与习俗，却与今世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 图为亚长墓出土铜镞。青铜武器，既是亚长驰骋疆场的底气，也是他英年殒命的祸首。摄影／洛卡奇
殉人，是被刻意处死、殉墓主而死的人，其肢体完整，尚存“人”之体面，多来自墓主生前的侍从与护卫。商人大概相信，殉人可以随墓主前往另一个世界，继续在那里侍奉墓主。亚长墓共有10位殉者，6位在棺椁之间，4位被压在墓底。10名侍卫殉他而死，丧葬者精心布置墓葬空间，来营造侍卫与亚长的亲疏次第。
殉狗，是被刻意处死后埋入墓葬的犬只。商人在墓葬中使用殉狗的目的，既是守护墓主不被地下的未知危险力量侵袭，亦是让犬只陪伴墓主前往彼世。M54共有15具殉狗，不少殉狗的颈部系有铜铃，可想见它们欢脱奔跑时铜铃叮当作响的瞬间。
祭牲，是从牲畜上肢解下来的部位，多为牛、羊、猪带肩胛骨的右前肢。亚长墓的南二层台内，便有牛腿、羊腿各一条，与陶豆、陶觚、陶爵一并呈献。用右前肢的目的，既是以特征性部位代表牲畜全躯，象征墓主对肉食资源的占有，使他在彼世不挨饿；也可能是取前蹄“行走”之意象，引导墓主更顺利地前往彼世。
▲ 图为亚长墓出土的又一件颇为特殊的器物手形器。该物似孩童右手，五指微伸，指关节清晰可见，手腕处中空，内有木柄留下的遗痕。它是用来做什么的？目前有权杖、笊篱、假肢甚至痒痒挠等多种猜测。摄影／洛卡奇
人祭，是通过毁坏身体的方式，被当作“动物祭品”刻意处死的“人牲”，多为头骨或无头躯体。在甲骨文的祭祀卜辞中，人牲是商王室供奉给祖先与神明最为贵重的礼物。人牲的来源，多为战争或田猎行动中捕获的异族。
在考古发现中，人祭习见于王室成员墓葬，而罕见于非王室墓葬。而亚长墓的二层台内，埋葬了3颗人头骨，填土内埋葬了2颗人头骨。这些人牲，大抵是亚长去世之后，商王考虑到他生前的卓著功勋，特地赏赐给亚长遗族，以供丧葬活动使用的。
亚长墓的殉与祭，展现了商人的生死观。晚商尚无普遍的“人”的观念，按生命权的有无，当时的人被分为多个等次。而相较于今人，商人对彼世显然具有更加完整生动的想象，为确保逝去贵族在另一个世界丰衣足食，他们毫不吝惜对活物大兴杀伐。
▲ 图为亚长墓专题展结尾处展示的场景复原式油画，描绘了亚长战死沙场后被兵士们运送回商都的情景。摄影／洛卡奇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说：“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她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考古学的初衷，绝不仅在于以好古之心把玩古物，体味些雅趣，而是在于恢复无数逝者那曾经生动的社会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长墓出土的精美遗物，便不仅仅是“物”，而是3000年前古人的鲜活缩影。他们既包括在“祀”中合乎威仪，在“戎”中“身先士卒身先死”，赢得曾被遗忘之“身后名”的亚长本人；亦包括在“祀”中“既醉既饱”，在“戎”中奋勇争先的亚长族人；还包括亚长所效忠、又对亚长施以厚爱的王廷。晚商王国由生命权所划定的阶序，亦同时显现出来——从具有生命权的社会正式成员，到无生命权却保有人之体面的贵族私侍，再到被当作动物对待的人牲。这一切的一切，皆曾浓缩在一座占地不过20平方米的墓葬中，如今则为大众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