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有支很特别的球队，“四二五俱乐部”。

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以朝鲜人民军的建军时间命名，朝鲜国家足球队的主力几乎都来自该俱乐部，该队也是国内联赛的”十三冠王”。

在这支隶属于朝鲜人民军的球队中，球员、教练都配有军衔，据说还设有“政委”，纪律严明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八一

与之类似的是中国在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八一队，在一九九四年职业化之前，因为球员全部是现役军人，球队接受军事化管理，战斗力极强，多次获得国内冠军。

哈增光、高筠时、陈复来、曾雪麟、徐根宝、李富胜、贾秀全等球员，就是早年八一队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三年，当时的北京丰台体育场找到八一队的领导，希望八一队将主场设在丰台，并承诺给八一队“茶水费”两万元，其统治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茶水费”这事儿对于八一队上下来说都很新鲜，有免费的主场用，还有钱拿，真是天大的好事。职业化之后，所谓的“茶水费”开始以指数爆炸的形式呈现，飙升到一百二十万。

此后几年，八一队为了挣得更多的“茶水费”，不得不四处奔波。他们先后把主场设在石家庄、西安、昆明、重庆、新乡、湘潭、柳州等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职业化第四年，一九九八年，除去职业化的限制，当时隋东亮、黄勇等健力宝小将归队，同年龄的另一支留在国内的国青队员郭辉逐渐崭露头角，队中还有沈阳部队撤编后调上来的刘俊威等队员。

这些队员的归来和加入并没有增强八一队的实力，反而是因为年轻气盛，互不买帐，在训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引发队员间的冲突，“刚回来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架”。

赛季末，八一队“顺理成章”地降级，而这段故事又是一场与川足由来已久的恩怨。

追溯到一九九五年，四川全兴在赛季结束前面临降级的危险，倒数第二轮，当时实力不俗的八一队在成都“放水”，帮助全兴队保级成功。两年后，全兴队知恩图报，同样也在赛季结束之前拉八一队上岸。

八一队降级那年，最后一场比赛同样是面对四川，八一队通过高层接触，并不太乐意的全兴队只答应，“不尽力取胜”。

四川全兴也不是不想放水，只是老板杨肇基有进前四的名次要求，如果输给八一就完不成任务，而这是和年底的奖金挂钩的。

“能不能略微在经济上表示一下，哪怕比奖金低很多也行”，但当时八一正好处于一个敏感时期，“撤销编制”已经被提了出来，更不用说拿钱出来买球。全兴为了表示对当年的回报，“到时候你们尽管攻，我们能防就防”。

但人算不如天算，彭晓方一脚乱射，居然踢出世界波，亲手把八一队送出顶级联赛。球进了后，本来喧嚣的球场足有半分钟的鸦雀无声，像一座死城。

没有人去激烈地拥抱彭晓方，他跪在地上，嘴里念念叨叨。后来有人问过他念叨什么，他说，“我只说了两个字，天意。”

此后，凡是有彭晓方在场上，八一队员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凶狠的铲球报复他。

二零零零年，转会到成都五牛的彭晓方在教学赛上又进了八一队一球，当场被八一队员围殴，他脱身退到另一块场地，愤怒地说：“老子就是克八一，下一场我还进你们球。”

降级后的八一队将主场搬到河南新乡，请来了一位韩国教练李康助，他在来中国之前是韩国军队下属的俱乐部尚武队的主教练，李康助以两军交流的名义留下任八一队的技术顾问，实际行使主教练职权。

以这样牵强的名义才得以请上外教，无疑只是八一队窘迫状况的一方面表现。

当时，球队训练的地方毗邻军事重地国防大学，“每天只要李康助下楼都要有人跟着他”，队员们不得不排班轮流“看守”李康助。

八一队不仅请外教麻烦，请外援更是，就算引进其他国内球员，也需要对方有军队的关系才能特批入伍，而球员工资又比俱乐部低得多。

当八一队把请外援的想法向上汇报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做不了主”，仅仅半年后，李康助就回到了韩国。

挣扎

二零零一年，重新杀回顶级联赛的八一队咬紧牙关苦苦奋战，最终赛季惨淡收官，只是保级成功。

最后的两年里，他们移师湖南湘潭做最后的挣扎，球队又相继经历了“初阳事件”和“飞机故障”。种种动荡之下，却再一次闯入足协杯四强。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一足球队撤编，同时被撤的还有八一游泳队。

当时正处于联赛中期，获悉被撤消息的八一队上下无心恋战，因为接到了“不许回京”的死命令。

就是在这拥有五十二年历史的球队的最后一年里，裴恩才与庄连胜的“罗生门事件”成为击溃球员生存信心的最后一击。

九月底，八一全体队员被叫到二楼会议室开会，领队庄连胜到会，球员们似乎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更换主教练的“例会”。

当主任说出“为了队伍能冲上中超，下面我们现在请队员们选举主教练，候选者是庄连胜和裴恩才”时，时任八一队主教练的裴恩才怒不可遏地走下了主席台，冲出了会议室。

“选举工作”继续进行，与会的二十九名队员拿着不记名的白纸开始轮流投票，最终庄连胜得到二十二票，而摔门而出裴恩才只得了少得可怜的七票，这是庄连胜第三次担任八一队主教练。

裴恩才对下课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队员和教练都在整我”。因为比赛安排和阵容的问题，起初配合默契的裴恩才和庄连胜渐渐地产生隔阂，最终形同陌路。在裴恩才下课前，两人几乎已经无法交流。

最后这一年，八一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十连败结束了最后的征程。巧合的是，也是在那一年，甲A联赛正式告别历史。

职业联赛是面冷镜，不合时宜的情怀都将淘汰，留下的只有理性的计算。甲A完结了，八一也消失了，他们共同化作历史的尘埃。

幻灭

当年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八一队解散之后，中国足球却开始怀念这支被冠以“高执行力”的球队，甚至以军训的形式锻炼所谓的血性和志气。

在没有外援的年代，八一队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的从全国网罗人才。最初的时候，部队背景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单位，刘玉栋就能打成将军。

最早的八一队，名将如云，两大国门李富胜、王振杰，拥有国家队的半条防线，贾秀全、朱波，中锋有盛柏华、杨祖华、张宗本。

除去自身体质的原因，八一队的衰落还有关键因素，那就是大连足球。出于特殊原因，大连人参军踢球，然后加入八一队成为一项历史传统。

而且当时参军有种种好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家里若有人在军队，门上一贴“光荣家属”，当地无人敢碰。

一九八一年，地区行政的划分调整，原来的旅大市改为大连市，大连开始自组足协，自建球队，原先送给八一队的苗子，也就截留了下来。

八十年代中期，地方企业开始介入足球赞助，不到一年几乎所有地方队都接受这类模式。

那时全国联赛尚无主客场，所有球队住在一起训练，吃饭都在一个食堂，地方队接受赞助后个个开小灶，人参炖鸡，王八炖汤，飘香四溢，而八一队只能干瞪眼吃大锅饭。

职业化后，八一队更受冲击，体制所限，军队体工队无法接受企业冠名，然后队中出现几个踢球的巴西人，他们算什么，编制在哪儿，别说外援，连内援也不可能，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军人。

这种没落是一种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必然，然而二十年后，却有人开始怀念一支军人组建起来的球队，作为曾经的一面旗帜，它代表了一种纯粹的足球，然而这种单纯无法接受金元的冲击。

当初，姜杰祥是八一队左后卫，素以拼命三郎著称。一九九零年，老爷子去世时，立下遗嘱，骨灰洒在工体以及先农坛球场左后卫的位置，“我死也要看着中国队踢赢外国队。”

二零零一年，米卢率国足历史性杀入世界杯，姜家到工体草坪左后卫位置拜祭。这是中国足球应有的气节，然而在数十年的折腾里，已经渐渐荡然无存。

中国足球江湖不再有八一和他们的军礼，但却永远留下了他们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