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清华大学对话后握手。
时隔5年，中美顶级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与米尔斯海默就“全球秩序和中美关系”再次展开辩论。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两个大国将会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理论分歧如何映射出中美战略观的不同？《凤凰大参考》特地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1. 米尔斯海默与阎学通的基本争论点在于中美关系是生存竞争还是领导权竞争。前者认为行为体的意图无法判断，所以只能最大化自身权力以保持生存。他举例称中国建设军事力量，继而成为地区霸权国家，会让美国感到恐惧，美国应该予以阻止。阎学通则认为在核威慑保障的两极格局中，中美之间没有生存的问题，有的只是对领导权的竞争。而关于如何获得和使用权力、如何获得权力，不同领导者之间的区别非常大。比如哈里斯更急于维持美国全球权力，特朗普更多关注国内利益。
2. 关于国际秩序，米尔斯海默认为当下形成了中国领导的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秩序，他认为中国建立秩序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比如在中东保护石油航线。而阎学通认为，是美国带头破坏自由主义秩序，开始进行小圈子的国际化。种种行为引发了反全球化的民粹浪潮。阎学通认为这源于西方出现了很多特朗普式的领导，领导层的变化产生了体系变化。他认为中国坚持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多元化是国际秩序的核心。
3. 两位学者继续从领导力讨论到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决策。米尔斯海默并不同意阎学通关于民粹主义兴起影响国际秩序的论述，他争辩称国内政治仍然是个黑箱，虽然很多时候国家行为并不理性，与现实主义的逻辑矛盾。但他表示这只是理论简化带来的问题。阎学通追问米尔斯海默，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理性？米尔斯海默坦承：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极端愚蠢且不道德的，也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4. 关于美俄结盟对付中国的设想，米尔斯海默认为这完全可能，只是因为美国愚蠢的北约东扩和对乌政策才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怀抱。而阎学通则认为，在两极格局中，美国需要从高级伙伴欧洲处获得支持，这就必须把俄罗斯视作威胁。后续米尔斯海默回避了“台湾问题是不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提问，他认为一方面美国要阻止大陆的两栖作战，另一方面要阻止台湾宣布法理“台独”。阎学通教授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以色列可能是美国政界的核心利益。
5. 综合来看，米尔斯海默和阎学通的观点分别代表了美中战略界的底层逻辑，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因其简洁而又立足于部分人性，所以在“泛安全化”的背景下显得很有解释力。但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加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存在诸多国际规范和国际网络的现状，而且他认为领导力的道义权威可以增强本国的实力，这一点上，阎学通的理论又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米尔斯海默近期也在研究两个区域霸权相处的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值得学习。
“你们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10月11日晚，一张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满头大汗手忙脚乱的图片出圈了，当时数十名学生“咄咄逼人”地围着他签名。
这正是一场重磅活动结束后的小插曲，当天下午400多名参会者围观了阎学通与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精彩辩论，有不少人评价，“真是一场理论的盛宴”。
双方都源自国际关系主义的现实主义流派，因此相较于前几周米尔斯海默与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辩论更具针对性。
这也是两人第三次进行辩论，前两次辩题分别是2013年“中国能和平崛起吗？”，2019年“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辩论。今年的平实主题——“全球秩序，中国和中美关系”，在全球“泛安全化”的背景下，更显示出平地惊雷般的躁动感。
正是因此，辩论的细节很快流传。但零散细节，终究不如高屋建瓴的全貌而精彩，所以笔者试图总结此次辩论的若干主题，相信对于读者理解当下世界具有非凡意义。
第一轮交锋——基本假设：中美之间是生存竞争还是领导权竞争？
米尔斯海默的开场涛声依旧——国家的最主要目标只有生存（survival），而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繁荣或者发展，原因则是国际体系没有最高的权威，没有最终仲裁者。因为没有办法确认大国的意图，在这样的混乱世界中，最好的行事方式是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并成为霸主。
因此他推断出，国家都希望成为区域性的霸主，并确保没有人挑战。比如美国不会容忍其他区域挑战者，并打败了20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至于中国，他认为在美国称霸的“单极时刻”之后，中国崛起并把经济实力转换为军事实力，并意图主导整个地区成为霸主。他又以中国加强投射能力建设蓝水海军为例，并反复表示，这就是零和游戏。美国人不会容忍真正的竞争对手。
针对中国的和平表态，他继续提到“中国很多人否认中国将要追求区域霸权，这很聪明。（全场笑）”。在他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眼里，称霸植根于环境压力下的基本人性，与国家的性质和意图无关。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当前正陷入一场激烈的安全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局面，与中国文化或美国文化无关。——他的论据是，因为从1991年到2017年，国际体系的力量平衡产生了变化，引发了激烈的安全冲突，他希望未来能避免发生战争，“希望这场冲突像冷战一样冷却下来。”
这些假设和推论在阎学通的发言中受到了质疑。
阎学通表示，区别于生存，他更强调竞争；区别于均势（balance of power），他更强调全球领导。他的假设是，在安全和生存得到保障后，行为体依旧会为了其他东西竞争。
阎学通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生存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实力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这是两极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生存，也没有试图对美国构成真正的生存威胁。但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系统性挑战。（其实米尔斯海默在发言中也表示，中美的围绕尖端技术的竞争是双方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编者注）中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关于生存的问题，这两个国家可在接下来100年里都会存续。
关于米尔斯海默提到的战争可能，阎学通认为在核威慑保障下，我们可以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冲突特别是大国对抗和摩擦可能发生，但不会演变为战争。而且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主要是技术发明，而不是像美苏竞争以意识形态为主，所以中美之间陷入类似美苏之间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小。
在答问环节，米尔斯海默继续就生存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如果中国成为区域霸权国家，在东亚将没有任何威胁，可以去西半球自由漫游（free to roam），就像美国在东亚的所作所为，他继续表示，中国正在建立军事力量投射能力，如果成为区域霸权并进入西半球，会让美国人感到恐惧。
阎学通教授并不认同，他指出想成为全球领导力量，并不必要成为地区霸主。他认为，相比于18-19世纪以领土为目的的竞争，现在的关键在于谁能向世界提供更加先进便宜的数字技术，做到这一点的大国将能够拥有更多的追随者。所以阎学通总结：“我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地区霸主，因为在中文中，‘霸主’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意味着欺凌邻国。因此，他认为中国应该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优先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二轮交锋——国际秩序：统一还是分裂？谁在破坏国际秩序？
反驳了米尔斯海默的观点，阎学通指出中美之间真正的问题并非霸权之争，而是按照谁的理念来塑造国际秩序。米尔斯海默也说，秩序就是谁来制定规则。但两位学者似乎对于国际秩序的形态和目标有不同看法。
阎学通指出，过去各个领域都有全球化秩序，而在全球治理上，自由主义也具有优势。但目前冷战后的全球化秩序正在被逆全球化的秩序取代，现在美国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中国更有利，所以美国放弃了全球化开始进行小圈子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向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开放。
而米尔斯海默的版本则是——冷战期间并没有国际秩序，而是存在两个有边界的秩序：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和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秩序，直到冷战结束后苏联秩序消失，中国加入了WTO代表的美国秩序。而中国变得强大之后就开始制定自己的规则，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等，现在中国领导的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秩序正在形成，它们中美安全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阎学通的假设是，国际秩序还是总体统一而非分裂的，只是有不同的趋势。国际秩序有个方面；一是秩序的有无，即有序和混乱，比如世界大战就是混乱而无秩序；二是秩序的特性，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在类型上有所不同，有二战后的冷战秩序、冷战后的全球化秩序和现在的反全球化秩序。
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存在两种并行的秩序结构，而且中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建立不同的区域秩序。比如在答学生问时，他就提到：中国在不同区域会有不同的目标：“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会非常重视波斯湾地区，这里大量石油出口到中国，我相信中国的蓝水海军是为了确保中国这一条航运线路的安全。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对向非洲投射军事力量感兴趣。在那里，中国的利益主要甚至是几乎完全是经济性质的。对于欧洲，我认为情况也是类似的。”
但阎学通在答问时重申，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就是防止战争的发生，所以中国支持“不打核战争”的表述，其次，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倡导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恢复国际经济合作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政治层面，中国追求的是政治多元化，而不是民主化。冷战后的全球化包括了两部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国大力支持经济市场化，也就是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认同全球政治民主化，认为不应该用单一的标准或参照来评判一个政治体制是否合法。
他也批评美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美国在带头做什么？带头破坏自由主义秩序，他在带头违反全球化。”通过这个概念，他引出了一种“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意味的领导力理论。
第三轮交锋——领导力与权力：每个人都想赚钱，但大多数人不会抢银行
阎学通认为，当各国在均势地位中感到满足时，就会进行领导力的竞争。他举例表示，目前逆全球化的趋势取代了全球化，就是领导层出现了变化，西方出现了很多特朗普式的领导。在这里，阎学通提到民族国家作为逆转全球化的主体，对传统上忽视国家意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
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并不是领导力不重要，而是它的重要性较低，应该让理论尽可能简洁。他的假设是，各国从来不会对自己在权力平衡中的地位感到满足，它总是渴望更多的权力。所以领导力竞争可以融入权力竞争的理论中，他反问道：“领导力的特殊之处是什么？”
阎学通同意没有领导者会对现有权力感到满意，他们会渴望更多的、无止境的权力，但他认为领导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权力，以及如何获得更多的权力，领导者之间是非常不同的。
他举例描述：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我们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最简单的方式可能是去抢银行，但大多数人会说：“不，我不选择这种方式，虽然这能更快致富，但我更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因此，领导的类型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和获取更多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力比任何权力都更重要。”
这就增加了权力的认知维度，“均势是由领导者和政治家定义的，做决定的并不是国家，而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因此必须讨论人的角色，领导者是个体的人，可以是理性或是非理性的。” 比如在比较美国总统候选人时，阎学通表示哈里斯更急于维持美国的全球权力，而特朗普更多关注国内利益。
实际上，米尔斯海默在发言中也提到了中美不同领域的权力竞争，这场安全竞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广泛涉及经济领域。这种经济竞争主要围绕尖端技术展开，而这也正是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美国期望继续在尖端技术开发方面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则渴望取而代之。
米尔斯海默接续提问，关于你提到的领导力的含义，是更接近于国家领导力还是个人领导力？
阎学通直答：大国的领导力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分析层次上是相互关联的，决策者是个人层次，但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所以也是国家层次，而作为大国，这些决策者也成为体系层次变量（国际领导）。比如说2017年特朗普上台，采取了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政策。
米尔斯海默又以理论的简单性进行诘问：那么如何简洁地描述领导力与权力平衡的理论？
阎学通回应：当全球领导道德水平相对高时，全球秩序相对稳定。否则，如果这个领导不道德，则会陷入混乱。
第四轮交锋——国家决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理性的吗？
这引向了对领导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状态进行了更深层的探讨。阎学通教授率先以米尔斯海默的新书《国家如何思考：外交政策中的理性》（How States Think: The Rationality of Foreign Policy）发问：你在新书里谈论理性或非理性，当然不是在说国家，而是说理性决策者和非理性决策者，你是如何从制度分析到个人层面分析的呢？
米尔斯海默承认这本书并非在为现实主义辩护，他仍然认为国内政治是个黑箱，而且他们拆箱看到国内政治的内部运作过程，发现和理论预期的差不多，大多数时候国家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有些时候也经常与现实主义的逻辑相矛盾。但他还是为自己辩护——“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会忽略某些因素。”
阎学通接着发问，你之前和史蒂芬·沃尔特写的书（指的是两人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外交受以色列院外集团影响太大——编者注），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上没有很大差异，即使很多平民不幸丧生，也没有什么变化。最近史蒂芬·沃尔特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当道德和现实利益冲突时，现实主义者总会赋予现实利益更高的优先级，但现实主义永远不会建议一项既破坏国家形象同时也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我想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白宫在国家利益上采取了一项不理性的政策，那么你认为它是理性的吗？
米尔斯海默答道：这是非理性的，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我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造成种族灭绝在战略上是极端愚蠢的，是极不道德的，它肯定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矛盾。毫无疑问，这不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
阎学通继续追问：你认为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不理性？
米尔斯海默坦承：以色列游说集团基本上迫使任何美国总统和国会在这一点上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大家都知道，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在现代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决策者的非理性有时候也来自于头脑中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愚蠢想法，在这里米尔斯海默以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作为案例。
但似乎想到背离自己的理论较远。于是继续回到主场，他重申：在大多数时候，体系结构迫使国家理性行事，这是支撑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
第五轮交锋——欧洲地区：美俄结盟对付中国，有可能吗？
第一个提问来自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客座助理教授、希腊国际关系理事会委员齐思源（Vasilis Trigkas），他首先提问米尔斯海默激烈批评美国政府，是否会申请中国的政治庇护，米尔斯海默回应，“目前并不考虑，希望将来也不需要，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因为如今的美国政治太疯狂了。
”齐思源继续问道，根据你的结构理论，中国崛起本应阻止美国在中东的过度扩张与纠缠，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米尔斯海默承认“由于这种过度扩张，美国很难完全转向亚洲并应对中国，因为我们被困在这两场战争中。”
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卷入，他认为以色列军队不会很快结束冲突，美国在这里有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且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无法结束。他还提出在目前的多极体系中，美国应该把第三强国俄罗斯作为盟友，但目前由于在乌克兰的（北约东扩）的愚蠢政策，而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的怀抱。
但在美俄结盟这一点上，阎学通并不同意，他认为美国断然不可能与俄罗斯成为战略伙伴。因为现在是一个两极格局，在这种两极格局中，美国决策者更需要从谁那里获得支持？需要从高层的贸易伙伴——欧洲国家那里获得支持。美国需要欧洲国家支持其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共同的威胁，来威胁欧洲和美国。这样美国才能更好地动员或赢得欧盟的支持。否则，欧洲人会问：“为什么我要支持你？”
第六轮交锋——东亚地区：台湾问题与逼走美国
在现场一位国际学生向米尔斯海默发问：“您认为台湾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吗？美国目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做法是否存在危险？”
米尔斯海默承认当前局势危险——任何人都可以说美国这是在玩火。因为中国认为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且坚定实现两岸统一，美国显然阻碍了这一进程。“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存在。”
但米尔斯海默也从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实力对比来看，宣称美国及盟友会不遗余力地阻止大陆的两栖作战，所以很难想象战争会很快爆发。他认为爆发战争的唯一例外是台湾宣布法理“台独”，而美国会不遗余力地阻止台湾做如此愚蠢的事情。
阎学通对此并不认可，他提到显然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或许以色列可能被美国政界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笑）。
而针对接下来如何理解“中国将把美国排除出亚太地区”的提问，阎学通进一步解释：中国并不是想要将美国排除出去，而是希望将美国的军事能力推得远一点。现在美国贴着中国的边境巡逻，离得太近了。
阎学通认为中国并不抵制美国在这一地区有影响力，中国需要美国的股市、需要美国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也需要美国投资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简单说中国要把美国排除出去过于简化了。
但米尔斯海默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阎教授在内的中国精英，实际上都希望中国将美国远远地推离东亚地区。他们希望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压倒所有邻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征服这些国家或强迫它们做某些事情，再说一次，他们希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这与我的理论完全一致。”
结语
综合全场看来，两位的观点实际上非常有代表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虽然被边缘化，但依然支配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及底层假设，只不过美国政府和媒体常常以自由主义的话语包裹。道义性现实主义表面上年轻，但也和中国长期的外交理念若合符节。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美两种战略思想的辩论。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胜在简洁而又立足于部分人性——“每个人天然具有侵略的倾向”，又贴合逆全球化和泛安全化背景，因此非常流行。而阎学通的观点因为领导力带有主动创制性质，所以具备更强的解释力。
笔者试图总结双方的核心论争：米尔斯海默认为全球是追求生存的权力丛林，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人口数量和财富。但这里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米尔斯海默的无政府假设是否可靠？在无政府社会里，权力的来源还有哪些？
阎学通的假设恰恰认为生存不是当前国际体系最根本的问题，现在全球并非《三体》里的黑暗森林，而是具有诸多国际规范和国际网络的国际社会，是有序而非混乱。
这就带来第二个答案，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的来源并非只有包括军事、经济和人口带来的强制力，所有的政治学者都知道没有正义的强权不能持久，所以马克斯·韦伯才提出了合法性的概念，而阎学通正是把领导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重新定义了现实主义：一方面，领导者基于对于全球环境的认知可以主动选择方向；另一方面，领导者的道义权威可增加本国的实力。
基于这样的感觉，我酝酿了两个问题：
首先，米尔斯海默教授您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是否过于极端，在国际社会的存在的当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关乎军事，还关系到伙伴网络，比如特朗普这样的“坏领导”造成的实力下降，就此您怎样看待领导力的特殊地位？
第二，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强必霸”理论被视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暗示中美处于囚徒困境，中美就很可能真的进入囚徒困境。我想知道您怎样让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比如你明天被提名为联合国秘书长，你会做哪些事情？正如牛顿发现了重力，但人们依然可以飞上天空。
阎学通和米尔斯海默都是70多岁的理论家，但我一开始觉得要让米尔斯海默改弦更张基本不可能。但通过偶然的渠道得知，他正在研究“两个区域性霸权如何共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也祝他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