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八路军129师首任政委张浩因病无法履职，返回延安养病，整支部队的担子都压在了师长刘伯承身上。

前线紧张，刘帅军政一肩挑着实感觉吃力，遂向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他继续担任师长，副师长徐向前调任政委；二是他转成政委，徐向前升为师长。

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位领导讨论后觉得第二个方法不错，就把结果告知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思考过后，把刘帅的两个方案都否决了。

主席给出理由，目前正是我们发展的关键时期，各个区域都缺独当一面的人才，如此背景下，把刘、徐捆绑在一起，那太过奢侈。等有合适的时机，徐向前是要出去挑起大梁的。

众人一琢磨，确实是这个道理，最终就让邓公接任为129师政委。

后来主席也没有食言，确实曾让徐向前到一线根据地去当一把手。不仅仅是徐向前，八路军三个师的副师长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但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同，以至于历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别。

一、115师副师长聂荣臻

115师早在1937年11月就进行过一次分兵，师长林总率主力南下吕梁地区发展，副师长聂荣臻则带领3000多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虽然在军事指挥方面聂帅有很大争议，但论根据地发展建设，那他绝对在全军之中都名列前茅。他就以3000多人为种子，四处发芽结果。

华北地区当年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封锁“扫荡”，但聂帅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用8年时间发展出了9个纵队、32万武装人员。

后来的解放战争，晋察冀虽然最开始接连吃了好几个败仗，但毕竟有先前打下的基础，始终还是抗住了。

在朱老总、刘少奇前来整训后，晋察冀渐渐扭转颓势，通过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重新掌握主动权。

有些遗憾的是，晋察冀/华北没有发展出第五大野战军，麾下的野战部队只是华北军区下辖的野战兵团。

不过，聂帅也担任过华北军区司令员，这时的大军区一把手，级别上跟野战军司令员是一致的。

并且华北军区在三大战役后还承担了一项重任——拱卫北京，保护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安全。此殊荣，其他四大野战军反而没赶上。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

二、120师副师长萧克

1939年2月，中央交给萧克一项重任——去开辟冀热察根据地，这片区域包含冀东、平西、平北三大块，如果顺利，那又会是一个“晋察冀”，届时萧克的地位也能再上一个台阶。

在组织的任命下，萧克成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委、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完全是一手抓。这时他也踌躇满志写下：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途不可量。

但，他到达平西后做出一件大乱军心的事：处决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当时冀热察挺进军下辖三支武装，分别为邓华支队、宋时轮支队、冀东抗日联军。这三部都参加过冀东暴动，但在日本人的反扑下，退到了平西。

从“冀东抗日联军”这个番号中可以看得出来，部队多为冀东子弟，高志远也是冀东人，他们一心想要打回去。但是，新官上任的萧克却产生了误会。

萧克觉得这种行为是在给自己“下马威”，且很快有人揭发高志远和吴佩孚有勾结，企图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萧克就把高志远抓了起来。

邓华、宋时轮跟高志远一起战斗过，相信他的为人，就力劝萧克不要杀，实在不行就让高志远回延安学习。

但萧克没有答应，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

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就把他逮捕，召开公审大会。

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死刑。

这里面是笔糊涂账，我们后来都知道，吴佩孚是没有投靠日本人的，高志远要通过吴去做汉奸这个说法不成立。但冀东的负责人李运昌建国后也还是支持萧克的说法，到现在事情都扑朔迷离。

无论实情如何吧，杀高志远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冀东抗联瞬间跑了大半，邓华和宋时轮都心中不满，不久调离了平西。

冀热察挺进军主要武装就这三支，三支都散掉了，萧克手里没什么人可用，往后两年多里别说往外扩张，在平西都没能彻底打开局面。

最终冀热察挺进军番号在1942年2月被撤销，冀东、平西、平北归晋察冀直接领导，萧克调任为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

后来，萧克基本没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哪怕解放战争初期短暂领导过晋察冀野战军，也是在聂帅的管辖下。昔日同级的副师长，已有很大区别。1955年，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在土地革命的后期曾经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刘伯承带领，留在东岸进行了山城堡等战役，另一部分由徐向前带领向西远征，可惜遭遇了失败，孤军损失惨重。

基于这个背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实力未损的刘帅便成了129师师长。徐帅虽然没有担任正职，但他也多次肩负毛主席的重托。

1938年4月，冀南地方武装头目葛桂斋率部投日，此人熟悉当地的情况，立即带着日寇、伪军前去进攻八路军，负责该区域的陈再道被压缩得手里只剩数百核心部队，无奈向中央求援。

徐向前临危受命，很快抵达冀南地区，他用极短的时间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后，立刻用上“三板斧”。

首先是提高指战员们的信心。冀南多平原，有利于日寇机械化行动，许多同志认为在这里难以生存，士气为之低落，不断有希望回延安的报告打回中央。

鉴于这种情况，徐帅多次召开会议动员，直言红军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地形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群众基础，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

冀南地区很少有山，但有800万人，只要我们政治工作做得到位，能让群众相信我们，那就可以造出一座“人山”，这是侵略者无法打破的铜墙铁壁。

而且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我们在此稳固发展，肯定能取得比山区更大的成就。徐帅的话稳定住了军心。

解决完思想问题后，徐帅立即着手现实问题，他提出接下来就抓与侵略者之间的主要矛盾，不跟国民党、地主等其他本土武装发生冲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再者要主动跟日本人打几仗，还要赢得漂亮，用战绩来告诉冀南的所有人，我们来此只为抗日，八路军有能力保护群众。

徐帅这些做法落实下来，成功让八路军在冀南站稳阵脚，再持续不断去发动群众，各县、区、村的群众性抗日武装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39年，冀南的革命形势已如火如荼，可山东又出现混乱。此时我党在山东有两支武装：本土部队山东纵队、主力115师，都是直接隶属八路军总部。

尴尬的是，山东纵队人数是115师好几倍，强枝弱干，迟迟无法形成统一指挥、局面没能彻底打开。

为更好地发展，中央又将徐帅派往山东，他一去，各部就都听从命令，情况迅速好转，当时国民党都将山东的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但在1942年，徐帅发了一封比较敏感的电报，希望115师归他指挥，恰逢中央准备召开七大，徐帅就奉命回到延安。没想到七大延期了，徐帅身体又出现问题，只好留在了陕北，直到解放战争爆发。

徐帅抗战时就如同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每次还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未能主政一方，并非能力问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就让很多后人感到有些遗憾。

毕竟徐帅曾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战争也担任过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历史地位这么高，55年就被授予了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