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0日,一辆专列缓缓驶入上海车站。
已年近九旬的邓小平缓缓地从车上走下来,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每年都要到上海一趟,与上海的民众欢度新春佳节,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而且不出意外的,他将同上海市民一道欢度春节。
图|邓小平
邓小平之所以每年都要来上海,除了休养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看上海自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成就。
自从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中国沿海城市,上海也成为当时中国五个对外口岸之一,历经百余年的岁月,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近代亚洲少数国际化的大城市,上海的繁荣在许多人们心中一直就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上海市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基地。
当然在迈向新世纪以后,上海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邓小平到了上海以后,在市委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杨浦大桥、南浦大桥等基础设施,还参观了浦东的建设发展。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浦东的发展是赶不上浦西的。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宣布了对浦东的开发,使得这片地方换发了生机,浦东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图|1991年2月14日,邓小平同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黄菊亲切握手
邓小平在视察浦东期间,随口吟诵了一句诗,很显然他对于上海这些年来的基础建设成就十分满意。
除夕当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与市长黄菊一起去拜访邓小平,闲谈时邓小平盛赞:
“你们在上海的工作做得不错。”
一直到后来离开上海前,邓小平还拉着黄菊的手,将他叫到了车上嘱咐了一句:
“ 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
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让黄菊始终铭记在心。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之前我们就谈到过,自中国近代以来,上海一直就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基地,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上海的发展步伐也不可避免的慢了下来。
也因为上海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改革开放之初,考虑到其重要的地位,没有轻易的冒动,而是选择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等沿海城市,等过去几年后,在确定改革开放切实可行后,再向上海推广。
图|少年时的黄菊(右一)
一直到1990年,上海才在中央的推动下,迈入改革开放的行列。
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选拔合适的人才,充实到各个领导岗位上去。
邓小平为此还亲自指示:
“可以往各个地方挖掘人才,无论是企业机构,社会组织,亦或是技术骨干,科研专家,只要他有才能,年龄不大,都可以成为青年干部的候选人。”
上海市委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从各方遴选了包括吴邦国、黄菊在内的十八名青年干部,1983年2月,邓小平来上海视察,对这份名单上的十八人表示了充分肯定。
黄菊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 ,成为了后来上海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被选中,除了年轻以外,还与过硬的专业技术素养有着很大的关系。
1938年,黄菊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省嘉善县魏塘镇,后来一直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中学。
据家中的长辈回忆,黄菊幼年时便勤奋好学,无论是读小学、中学,都是县市名校,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具有出色的口才。
黄菊堂兄黄德铭和堂嫂周中仙在回忆黄菊儿时的生活时,谈到黄菊的口才是坦言:
“许多人都讲不过他。”
图|1970年在上海中华冶金厂时的黄菊(左)
1956年,18岁的黄菊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上海上海人造板机器厂。
毫无疑问,在工作岗位上,黄菊为专业技术付出了相当的心血。
作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黄菊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第一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极大地减轻了工厂工人的劳动强度,在缩短了熔炼时间的情况下,提高了钢水质量。并从理论上总结了小容量电炉变压器大电流超功率运行的经验,并编写成册。
不过,自从1963年被调到上海工作后,黄菊就很少再回嘉善老家,据嘉善县的官方记载,黄菊是在1991年4月6日独自一人回嘉善替父亲扫墓。
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黄菊的表现自然引起中央的注意。
1983年3月,黄菊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
尽管那时黄菊依然年轻,但中央认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培养,很快就能走上领导岗位,承担大任。
图|邓小平
那时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邓小平也对上海市委的年轻干部任用十分关注,从1983年开始,邓小平便多次前往上海,视察年轻干部工作的同时,只要是能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利,就放心大胆的去干。
“要让青年干部去干,去闯,犯错了也不要紧,老领导在后面把着舵,千万不能害怕犯错就不去做。”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上海正朝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稳步前进。
1991年,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视察,正月初四这天,邓小平站在新锦江大酒店41层旋转餐厅眺望浦东。勉励年轻干部们: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这年4月,黄菊正式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长。
“敢问路在何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尽管在经济领域仍居于全国前列,但也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一点黄菊是深有体会。
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基础设施建设陈旧,街道老化,道路狭窄,住房拥挤、交通堵塞,通讯也不畅。可以说哪哪儿都是问题,特别是由于公交班次比较少,据说上海那个年代上班早晚高峰,时常能够发现挤丢了的的鞋子。
图|坐公交车去了解水情的黄菊
1991年8月的一天,上海市突降暴雨,导致了虹口区一片汪洋,黄菊带着市委领导班子到现场视察,结果车开到一半就因为汽车进水而抛锚,没办法,黄菊只好带着人一起坐公交车到去大连路泵站和曲阳路泵站察看排水情况。
狭窄的街道和马路,确实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时间一长,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因为经年累月的积累,城市管理欠账太多,形成了“住房拥挤马路塞车怪市长,造新房修马路仍然怪市长”
黄菊决定先从马路开始对上海进行改造,以至于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黄菊一直就有一个外号——“马路市长”。
旧有的“四车道”确实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可新的“六车道”方案,需要动迁近两万户居民,为了能实现马路拓宽,黄菊期间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商讨动迁工程,要求道路规划合理的同时,尽量缩减动迁量。
在担任市长最初的几年里,上海市随处可见黄菊的“大手笔,如华山路改造、江苏路拓宽、四平路扩建、杨高路新修,南浦、杨浦大桥相继建成通车,市区高架路开工建设。不仅如此,黄菊在参考了其他城市的建设经验后,还主持建设了上海市大型的公共绿地的建设。
许多曾参与项目工程的老干部都对当年上海市大兴土木印象非常深刻。
一位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一位同志曾感慨:
“第一个三年修桥铺路,第二个三年建造住宅,第三个三年环境建设,上海就这样发生了巨变,市民生活就这样得到了改善。”
据资料显示,从1990年到1997年的这七年时间里,上海市城建总投入达到了1664亿元,是八十年代同期的9倍还多,而光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动迁工厂就达到了1000多家,涉及到的居民达200万人。
“百万居民动迁、百万职工转岗,那时真是夜以继日、千头万绪呵,”
最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市中心卢湾区的改造。
卢湾区是上海市旧区名,在2011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黄浦区与卢湾区建制取消,合并组成了新的黄浦区。
在九十年代初,卢湾区是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7.55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居住着31万人口,而根据人口逐渐增长,到1993年时,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42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上就有5万多人。
图|拓宽前的徐家汇路
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上海市中心,卢湾区是典型的城区老化、道路狭窄,而且多数的居民仍然居住在老破小的棚户区,基础设施也都很不健全。
作为上海市市长,黄菊对卢湾区的改造投入了很多心血。
要拆掉旧的,再建设新的,区里的干部忧心忡忡:
“中心城区改造成本高,又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房子拆平了土地没人要怎么办?”
不仅仅是干部,就连很多老百姓也很担心。
黄菊在考察了老区的城市面貌后,认为改变迫在眉睫,他鼓励干部们:
“大胆试,闯出点新路来。”
对于老区的改造,黄菊认为,既要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要保持老城区的风貌。
图|南北高架
在黄菊的建议下,卢湾区的改造引入了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在注重对老区保护的同时,又新建了大型的公共绿化设施。
不仅如此,在如此大规模的兴建下,资金短缺又成为了一个问题,黄菊在参考了其他城市经验后,开创性地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办法。
所谓的“土地批租”,按照黄菊的话来说,就是“用人家的钱拆除棚户建新楼,新楼带来商业和繁荣,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为了打消民众的疑虑,黄菊还亲自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说。
兴建深水港1995年8月上旬,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乘坐一艘中型港监船,从吴淞口起航经长江一直到东海,沿途考察不时的思索。
一直在船长室矗立的黄菊不断地思索:
“上海市的深水港究竟应该建在哪里呢?”
在过去,上海一直是“以港兴市”城市,从中国近代以来,上海就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口岸,但百年多过去以后,上海市港口却大多数都分布在长江口内以及黄浦江两岸。
对于不接触沿河口岸的老百姓,或许无法认识这种河边港口与深水港的区别。
事实上,随着世界船运的蓬勃发展,船只的运力不断提升,吨位也越来越大,一些分布在沿河港口无法承担这种大型船只泊位的。况且大多数陈年老旧港口,不仅设施陈旧,更兼处在浅水区,大型船只根本无法过来,甚至于就连一些吃水吨位稍小的船只,也只能趁着涨潮的时候才能进出。
当时上海位于长江沿岸的港口,最大只能容纳吃水12.5吨的船泊位,而对于上海发展,特别是国家来看,兴建吃水超过15吨以上大型港口是意见迫在眉睫的事。
“必须跳出上海看上海。”
上海不仅仅肩负这自身经济发展,还肩负这国家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特别是在世界都在推动建成深水港的大趋势下,上海更应该去引领这个发展趋势。
为此黄菊不仅亲自考察长江口岸与杭州湾水文情况,在综合了各方意见后,决定将深水港建在洋山岛。
图|1991年7月,新任上海市长黄菊到工厂考察
可在上海兴建深水港,涉及到很多问题,当时洋山岛还属于浙江省,一些沿海的城市也都在推动港口的建设,特别是浙江宁波正在推动北仑港的建设,如果将来在洋山岛的深水港建成,管理上究竟要采取一个怎样的模式,这都需要不断的商量与探索。
黄菊对此有一个指示:
“必须站在面向21世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战略高度,进行科学论证,精心策划,周密部署。”
在党中央的关心下,洋山岛深水港的工程顺利推动。
2005年12月11日,洋山深水港正式开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还曾亲自赴上海参加庆典。
图|洋山港
曾任黄菊秘书的马宏记得很清楚,就在活动结束后,他到驻地去探望,黄菊在那天心情十分愉快。
“十年梦想终于圆了。”
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共产党人要淡泊名利,在任何岗位都是为党工作。我是被改革开放推上历史舞台的,我要抓紧时间豁出去拼命干,为老百姓多做好事。”
黄菊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尽管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上,黄菊做出了功绩,但他仍然很谦虚,时常称自己“天赋不高”,唯有“以勤补拙”、“笨鸟先飞”。
黄菊去世后,他原来的机要秘书马宏撰文回忆曾称:
“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这八年间,几乎没有看到他有过周末和节假日,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说他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人,党和人民把发展上海的重担交到他手里,他绝不敢有半点懈怠。”
图|黄菊
上海的GDP在1991年时是893.77亿元人民币,到2000时增长至4771.7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从4.1%增长到4.81%,更重要的是,在全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上海的经济发展的增速始终超越全国平均增速。
诚然,在黄菊在上海工作的40个年头,特别是在当了上海副市长、市长的十多个年头里,无论大事小情况,黄菊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里。
“黄菊同志十分关心我们普通百姓。”
一位干部后来回忆黄菊时,还特别提到了一件小事。
那是1985年,他作为主管财贸的负责人,一天接到了时任副市长黄菊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问:
“最近市面上卫生纸十分紧张,有什么办法解决?”
放下电话后,他仍然觉得心有疑虑:
“堂堂常务副市长,竟牵挂起卫生纸紧张这样的小事。”
后来他到市面上了解情况后,发现之所以出现卫生纸短缺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原材料短缺,他立即联系了供销部门解决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后,立即做了汇报。
黄菊这才放下心来。
图|2004年1月3日,黄菊在贵州省林东矿务局黄家庄煤矿看望矿工
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回忆,一次下暴雨,黄菊正准备外出,发现警卫员未赶到,后来打电话得知,这个警卫员家里漏雨了,黄菊知道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相关部门,要求摸排全市情况,帮助市民解决房屋漏雨的情况。
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的市民百姓也确实感受到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便利。
1991年,上海市民众月均收入为285元,而到了2000年,上海市民月均收入达到了1285元,增长了4.6倍。
1998年,黄菊在对青年干部谈话是还说:
“我本是一布衣,被改革开放推上历史舞台……进市委15年,现在60岁,一个甲子过去了,想想几位一起成长、已经过世的老同事,接下来的日子,我更要抓紧时间豁出去拼命干,为老百姓多做好事。”
2005年12月,在参加完洋山深水港开港庆典活动后,回到北京的黄菊却突发重病,一下子倒下了。
图|黄菊探望老人
2007年2月,马宏到医院探望,黄菊还拉着他的手说:
“全国“两会”要开了,手头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还要到会上与大家见见面,打声招呼,也算是告别。”
2007年年6月2日,黄菊不幸病逝,享年69岁。骨灰暂存八宝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生前的意愿,黄菊的骨灰于2016年被迁葬在了上海福寿园。
邓公 圣人般的存在 万年难遇